索绪尔认为,词语并不是往预先存在的概念上随意选择语音使之对应而形成的。文化语言学认为词语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论是词语的构成还是语义的内容都带有民族文化的痕迹。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中日两国的词语“手”为对象,调查两国语言随意切分概念世界的实际情况,并且进一步考察隐藏在这种实际情况背后的两国历史文化、思想、行为方式等的不同。日语「手」的发音有音读「しゅ」和训读「て」「た」三种。本次研究的范围仅限定为「て」。本文主要是按照芳贺绥等语义研究的理论进行的。芳贺绥(2004,1)指出“语言这种符号体系具有自律性和现实反映性两种性格”。因此本文主要从自律性和现实反映性,即语言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关于中日“手”的多义性进行了调查。关于语言外部的理论,最近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比较盛行,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分别从文化的角度和人类认知事物的能力及特征的角度研究语义。从语言内部关于中日两国语言“手”的多义性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点:一个是汉语“手”的语义派生数量比日语要少得多;另一个是中日两国“手”的语义派生形式不同。汉语的“手”主要是通过语素进行派生的,而日语是通过词语和语素进行派生的。从语言外部关于“手”的多义性,主要分成手的具体意思、生理机能、社会机能、量词用法4个部分,进行了详细地比较,其中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由于人类具有手这一相同的身体器官,又具有相似的认知能力,因此中日两国“手”的派生意思中有很多相同的部分。由于民族心理以及民族文化的原因,“手”的使用范围、使用领域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可以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另外由于中日两国的语法体系不同,“手”的语义派生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例如,由于「手が～/手に～/手を～」等惯用句的使用,日语的「手」产生了处理事情的能力、费事、费工等意思。“手”的量词用法最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在“手”的量词用法中,中日两国“手”的用法完全不同。通过关于“手”多义性的中日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手”的语义派生中,汉语主要通过语素进行派生,而日语通过词语和语素进行派生的。日语是黏着语,有很多「手が～/手に～/手を～」这样的惯用句,在以词语进行语义派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通过汉文训读,中国语以漢語的形式被日语所借用,给日语词汇系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和语和漢语使用领域不同,因此和语的「手」不仅以词语的形式进行了充分的语义派生,而且在语义方面也不断向日常生活方面扩展,甚至涉及到了舞蹈、音乐等传统文化的领域。(3)由于汉语和日语的语法体系不同,“手”的量词用法中的差异也是最大的。除此之外,“手”的具体意思、生理机能、社会机能这三个方面,基本语义派生中相似的部分很多。这是由于人具有相同的身体器官,又具有相似的认知事物能力的缘故。但是进一步引申时,由于受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限制,义项的有无及适用范围的大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尝试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手”是单音节词,与此相关的参考文献和先行研究很少,如果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中日两国语言文字及其文字意思异同点研究的话,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完善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