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政府治理公共社会问题政策工具的演化发展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量化及其治理效能为主线,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基于中国情境下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分类概念模型,采用文本挖掘和工具量化的研究方法,以1985—2019年间中国政府出台的605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量化分析政策工具的总体数量、类型结构、具体构成及其演化轨迹,并选取2006—2019年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GRA—VAR模型,综合评估中国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治理效能。首先,政策工具量化的研究显示:1985—2019年间中国政府出台的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强制型、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的数量分别为1193个、459个和95个,这与西方国家的演化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均经历了由最初主要实施强制型工具,逐步向强制型工具、引导型工具、自愿型工具相结合,最终形成三类工具组合实施这一发展历程,内在地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不断变化的轨迹。然而,由于经济社会体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国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在政策工具数量、类型与出现时序等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其次,基于GRA—VAR模型对中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治理效能的评估研究表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7、0.779、0.771;食品技术标准、政策宣传、投诉举报分别是9项强制型、12项引导型、4项自愿型政策工具中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灰色关联度最高的三项细分工具,关联度在全部25项细分政策工具类型中分别位列第四位、第一位、第二位。综合政策工具量化与治理效能评估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在演化的过程中仍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仍然过多地依靠强制型工具,引导型与自愿型工具不足等问题,改革依然不彻底;与此同时强制型工具治理效能显著,而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治理效能。这为深化改革中国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