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并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环境污染在供应链上游环节表现的尤为突出,供应链中环境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上游供应商。例如,2010年,中国的光伏电池年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40%,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光伏电池本身作为清洁能源产品,其主要原料硅生产过程中却耗费大量能源、产生各类污染物。光伏产品多数销售到国外,高能耗、重污染的上游生产环节则主要留在中国,许多污染物未经合理处置就排出从而污染环境。而部分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经济发展等现实需求,对高能耗、重污染的企业采取默许及容忍态度。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又面临地方保护主义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等环保组织和媒体通过对供应链中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制造商施加环保压力、推动上游供应商提升环保绩效。例如,2012年苹果公司在IPE等环保组织和媒体的环保压力下,加强对上游供应商零部件产品环保水平的监管,在中国区禁止使用对身体有害的PVC化学物质,并承诺承担为此而提高的零部件产品环保成本,上游供应商在苹果公司的环保压力及资源支持下努力提高零部件环保水平并取得较大成效。品牌制造商在加强对上游供应商零部件环保水平的监管时,主要采取"萝卜"(补贴策略)和"大棒"(惩罚策略)政策。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环保供应链发展的初期阶段,单纯的惩罚策略很容易遭到供应链上游成员的反感与抵触。因此本论文主要探讨绿色供应链中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的补贴策略。即为提高上游供应商生产环保零部件的积极性,品牌制造商给予上游供应商一定的经济补贴。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有许多不同的补贴模式,实践操作中主要有两种方式比较常见。其一,品牌制造商与其上游供应商加强技术合作,共同投入资金设备等进行环保创新,即对上游供应商进行投入补贴;其二,品牌制造商更偏好于环保水平较高的零部件产品,通过提供更高采购价格的方式给予上游供应商补贴,即产品补贴。本文首先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确定文章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并指出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然后从不同补贴模式、买方势力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四章为文章为核心章节,利用博弈论中修正的豪特林模型建立了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关于补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选择投入补贴率或补贴价格;第二阶段:上游供应商决定环保投入水平;第三阶段:两个下游生产商决定各自产品的价格。通过研究品牌制造商在不同的补贴模式下对上游供应商的补贴对产品价格,销售数量等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对不同补贴模式下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观察不同补贴模式对上游供应商环保投入及供应链利润等因素的影响;最后通过模型分析和数值分析讨论了各参数变化,并对研究成果得出相应的结论,并结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经济大环境下,给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往往具有一定的买方势力,在购买过程中具有谈判优势,能以一定的价格折扣获得零部件;为激励供应商增大环保投入、提高产品的环保水平,品牌制造商可以在上游供应商环保创新投入阶段就给予一定的支持,如投入资金促进其研发,为上游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机器设备等。例如,在海尔与巴斯夫合作的磁制冷家电项目中,海尔在巴斯夫研发投入阶段即给予资金与模具支持。在投入补贴模式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买方势力的影响下,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价格折扣效应越大,即以低于市场普通制造商的采购价格获得零部件,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最优投入补贴率不断下降,供应商环保投入资金先下降后上升,品牌制造商与上游供应商的利润水平呈现此消彼长的"水床效应",消费者剩余和整个供应链的利润水平也会随着价格折扣效应的增大而增大。除了投入补贴,品牌制造商也可以增加对上游供应商高环保水平零部件的采购价格激励上游供应商。例如,海尔在产品线中采用巴斯夫环保先进的聚氨酯组合料,海尔给予巴斯夫环保新材料的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在产品补贴模式下,模型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买方势力的影响下,品牌制造商对上游供应商价格折扣效应越大,即以低于市场普通制造商的采购价格获得零部件,品牌制造商最优产品补贴率不断增加,买方势力的变化对供应商环保投入水平、品牌制造商、普通制造商和上游供应商的利润没有影响;上游供应商环保创新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品牌制造商、普通制造商和上游供应商的利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