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商业活动家、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主要著作,该书针对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时事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方法,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内容,成为戊戌变法前后对时局影响最大的政论性书籍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盛世危言》被作为研究郑观应的主要材料,其中部分能够代表早期维新思想普遍特点的材料被格外重视,而其完整的文本结构中所体现的独特之处未得到相应的发掘,过分重视“中体西用”等概念在解释人物思想中的纲领性作用,为深入思想家著作语境形成障碍。本论文对大历史背景与《盛世危言》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概要描述,作为进入其思想核心的铺垫。本论文以《盛世危言》中的政治观念变革为中心,讨论了郑观应关于道器之辨的哲学思考、关于君民政体何去何从的政治远虑与关于商人地位问题的忧思。在道器之辨上,郑观应将道进行“罗括而包举”的普罗大道与“形而上者”的本原之道两种阐释,拓展了道器之间的概念张力,打开了“器可变,道不可变”的表面语义对深入变革思想的限制,从而形成“法可变,道不可变”的新讲法,在旧有哲学基础上为进一步政治变革开阔了理论可能。在政体与君民关系上,郑观应深入而较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议院制在中国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为清政府设计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解决现实问题的议院方案,同时分析批判了中国的君权集中制,指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道路,利用中国旧有的典籍基础宣扬了民权的合理性,脱离了道德性的民本思想。在事关国体的商人地位问题上,郑观应在“士农工商”的语境中提出了“视商如士”的口号,认为当时的新型商人群体不同于以往时代的营利小商,而是社会命脉的操控者、世界环境内的主导力量,新型商业是一切行业之首,要求清政府给予商人足以与士大夫分庭抗礼的地位,以之为强国、富国之本。本论文在各章的论述中涉及了《盛世危言》内容的局限性。郑观应的思想具有新兴资产阶级的活力,对富强的渴望与关于中国前途的忧虑构成了《盛世危言》愤而求进的气质,而他也接续了中国商人的依附性,在书中处处表现了思想的不彻底性,不愿抛弃“器可变,道不可变”的理论旧壳,限制了他的实践步伐,对君权的最终决定力的肯定,使得议会制的希望成为泡影,而“视商如士”的口号下处处对商人独立性的模糊表达,也终而未能发挥强劲的斗争力。本论文讨论了《盛世危言》的现实价值,认为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作为实业参考的价值和鼓动爱国热情的价值都依然大有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