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疑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道特别的景观。它以异质多元的少数民族为表现对象,既是展现民族国家内部多元文化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构建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论题选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电影叙事学等理论,主要采取导演访谈、文本细读、对比分析等方法,在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整体流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像风格、叙事特征,深入剖析不同族籍导演的身份意识及其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影响,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构建,力求史论结合,丰富和完善中国电影史研究。论文的第一部分梳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娱乐化高峰,九十年代的低谷以及新世纪的崛起,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正以其多元差异的特性凸显自己的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原生态的名义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往往淡化了叙事的力量,市场化进程仍然相对艰难。论文的第二部分从族群理论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的导演群分为四类:成长于民族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导演、成长于本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导演、成长于汉族聚居区的汉族导演、成长于民族杂居区的汉族导演。这些不同身份的导演从不同角度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构成了一道多元景观。不同身份、不同成长环境的导演出于不同的情境聚焦于少数民族题材,凸显出各自差异性的身份意识。这种多重差异,来自于渗透、移植、杂糅、互补的文化互动与文化融合。个体差异的凸显,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命力所在。少数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更是差异化的深层动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为不同身份、不同视角的进入,更加凸显了其作为多元差异的一面。论文的第三部分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修辞和叙事特征。作为第三世界的特殊文本,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具有明显的象征和寓言性。个体的故事不仅和族群命运紧密相连,而且还和国家兴盛息息相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往往还意味着异域空间的营造。以空间的构建与穿越为基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了如拯救与被拯救、出走与回归、寻宝与探险等叙事模式。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是否站在本族的角度(位置、立场)讲述少数民族故事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论文的第四部分讨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多重身份体系。多元一体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整体表征,中华民族一体是各族多元文化身份展现的前提。电影通过重现族群记忆、标识文化特质凸显族群文化身份的同时也逐渐呈现个体化的性别身份。改革开放后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通过重现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抵抗外敌的休戚与共以及共同理想的激励来构建中华民族的整体身份。改革开放以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自我与他者的分化与组合成为身份表述的重要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始终处于一个各种权力争夺的场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力量争夺的结果。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该凸显其多元差异的一面,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要求下,拓宽创作思路,丰富创作手法,强化叙事力量,积极走市场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