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威廉斯是战后至60年代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继承了奥尼尔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入地描写二战前后普通美国人民的平凡生活，捕捉文化变迁和社会动荡中的人生悲剧，勾勒出带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美国风俗画面，在思想性和舞台艺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威廉斯的四部代表作《玻璃动物园》(1946)、《欲望号街车》(1947)、《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蜥蜴之夜》(1961)刻画了一群孤立无援的脆弱敏感的女性悲剧形象，其中《欲望号街车》则被公认为他最成功的作品，剧中女主人公布兰琪则被公认为是刻画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剧中男女主人公布兰琪和史丹利的尖锐矛盾贯穿始终，致使多年来对该剧的评论，尤其是对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解读流于表面，把史丹利看成布兰琪的毁灭者，而没有深究其悲剧的真正的根源，因而也没有辩正地认识到男女主人公的冲突并非是一胜一负的战争。以此为切入点，本文作者首先论证布兰琪最终被边缘化的结局(表现为精神崩溃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早在她和史丹利见面之前就已经注定了。接着从精神分析和社会构建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布兰琪悲剧的内因利外因，强调了内因利外因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父权文化和父权话语才是真正塑造、压抑并毁灭布兰琪的真正根源。基于这个结论，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布兰琪和史丹利冲突的原因和实质，认为他们的冲突具体再现一个被父权文化熏陶和造就的“男子汉”在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如何作为帮凶加速了女性作为和男性对立的“他者”的被边缘化的过程。在男女两性冲突的实例中，《欲望号街车》一再强化表现给读者/观众的是男女主人公的二元对立，一方是典型的社会规定的“女性气质”，另一方则是备受推崇的“男性气质”，正是这种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冲突双方人格发展的不完整，无法达到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和谐相处的状态，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破坏性的。一度被布兰琪视为救命稻草的米奇被一部分评论家们认可为布兰琪的可能的拯救者，只是由于史丹利的阻扰破坏才失败。本文则认为米奇和史丹利的本质上的区别并不大，尽管性格上他可能具备被称为男女冲突解决之道的“双性同体”的特质。通过米奇这个人物，剧作者似乎暗示，仅仅消除男女气质上的二元对立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本文作者认为通过公布兰琪的命运以及她和史丹利的冲突，《欲望号街车》试图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一方面女人往往是男权文化的社会构建物和牺牲品，其悲剧命运与其说是个人的，心理层面的，不如说是文化的，社会层面的；另一方面男人在压迫女人的实际生活中，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父权文化对男性的狭隘定位的受害者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