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同盟于1953年签订《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以来,截至到现在己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从美国的东亚军事同盟体系视角看,韩美同盟是这一体系的重要一环。当然,韩国与美国建立以及强化双方的军事同盟,不是不求报酬,而是从同盟关系当中获得了军事安全保护,经济援助。韩美同盟虽然在建立发展过程当中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基于国际环境、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特别是冷战后,韩美双方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韩美同盟走向不断强化。同盟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韩美同盟拓展安全合作机制,开展双边或多边的军事演习,双方开展特定议题层面的安全会议;第二,韩美同盟加强各领域合作,丰富同盟内涵,具体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合作,经贸合作,网络空间、太空领域的合作;第三,韩美同盟模式再定义,同盟关系向全面战略同盟、自主合作同盟、多边同盟方向发展转变。本文依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从韩国角度出发分析韩美同盟后冷战时期的强化发展的动因。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跨层次分析理论,致力于解释单元行为体的国内政治要素和行为体所处的体系环境之间的如何互动的,将体系层次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单元层次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分析国家的内部结构如何对外在威胁和机遇进行过滤,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估威胁、制定战略、动员社会资源以及支持这些战略,从而建立一种解释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究其韩美同盟强化的动因,首先,体系层次动因,即韩国面临美国全球战略的压力和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包括朝鲜威胁和对中国的崛起的错误认知。其次,是韩国国内诸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即国内层次动因。韩国以韩美同盟谋求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军事利益,政治利益。另外,韩国政治精英的推动和社会认同的潜在作用也对同盟强化产生了影响。韩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出现的这种强化趋势对国际和地区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韩美两国而言,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将继续维持全方位的同盟关系。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韩美同盟的强化不仅加剧了周边安全压力,还会为美国重返亚太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阻碍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加以应对,一方面与美国继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防止双方战略误判,为我们争取和平崛起时间,另一方面积极为周边各国乃至全世界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深化周边各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