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工业化国家发展轨迹已证实大宗矿产资源消费量在达峰后逐渐呈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S”型轨迹。类似地,中国大宗矿产资源消费量预计将陆续在2025年前后达峰。同期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国防建设的关键原材料,过去经济价值低且用量小但攸关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的矿产资源——关键矿产需求量不断上涨,战略地位逐渐提升,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事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矿产资源领域的博弈将愈加激烈。考虑到上述矿产资源供求趋紧、价格震荡的态势很可能会长期持续,且现有矿产资源全球产业链治理框架存在明显的利益失衡现象,亟需提升矿产资源产业链治理水平以支撑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矿产资源大国、生产大国与消费大国,构建了全球市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资源产业体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挥大国内需主导国内可循环的优势,应对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矿产资源安全问题不仅是简单的市场、贸易与价格问题,更涉及到一系列政治、外交与全球治理战略。锂资源作为新一代电池技术的关键原料,广泛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也是电子核心基础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航空装备产业与新兴金属功能材料产业的重要原料,已成为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资源博弈的核心。中国作为锂来料加工为主的国家,锂资源对外依存度高,锂产业链布局较为广泛、完整。随着交通领域提前达峰和碳中和等政策目标的逐步实施,未来中国电动汽车用锂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引发对锂产业链安全治理问题的担忧。首先,论文以矿产资源全球产业链为切入点,基于已有矿产资源安全评价理论、国家资源治理理论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等的研究范式,总结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不确定性根源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以及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收缩与产业空间集聚化趋势。阐明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矿产资源安全的新诉求,即资源需求赤字已成为影响资源成本的关键,需要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管控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多链耦合引致的风险,一方面提高矿产资源产业链韧性,另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实现共同安全。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矿产资源安全新诉求与锂资源分布集中且共伴生、高技术、高投机和高全球价值链粘性属性,提出了国家锂产业链安全分析框架,即不仅反映了锂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而且考虑了全球供应稳定性,并强调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国内安全与全球资源治理的协同意义。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综合考虑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协同的中国锂产业链安全治理体系框架。然后,全面梳理全球锂全产业链资源分布、生产、消费和贸易基本格局,明确了当前中国在全球锂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是全球锂经济可采储量第四大国,但锂盐产量不高,依赖从智利和澳大利亚进口的初级锂资源成为全球最大的锂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制造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含锂产品消费国;当前中国在全球全产业链锂贸易中的贸易能力良好、多元化特征明显,但贸易影响力不足。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国锂储量与资源量,使用哈伯特模型计算不同最终可采储量情景下中国锂资源供应达峰时间与年产量。按照历史开采速率估计,中国锂资源产量将在2070年～2090年间达峰,且在2050年前不同最终可采储量情景下国内锂产量差别较小,预计2030年产量在1.4×10~4吨金属锂左右,到2050年产量增长至4×10~4吨左右。全面梳理当前中国锂资源下游应用领域及份额,基于对致力于“弯道超车”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持续作用的长期判断,分析未来电动汽车不同市场占有率情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锂需求量。结果显示,到2030年仅新能源汽车领域消费的锂资源量预计达到2～5×10~4吨,到2050年增长至9～14×10~4吨,未来中国仅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锂需求已超过国内锂供应,锂产业链安全形势严峻。接着,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锂产业链安全分析框架,从已有文献中梳理出影响矿产资源产业链安全的指标,基于资源供给风险的视角,从全球资源安全、国内资源经济安全与优态共存3个子目标共7个维度优选出20个评价指标形成中国锂产业链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010年到2019年间的锂产业链安全水平进行事后评价。结果显示,中国锂产业链的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与优态共存子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国内资源经济安全是制约中国锂产业链安全提高的短板,立足新发展格局背景,未来中国锂产业链安全优化的方向是提高国内资源经济安全。基于对未来中国锂资源国内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判断,重点关注长期中国锂资源在供给侧资源约束和电动汽车发展助推需求增长情景下国内锂产业链运行的安全态势,且模拟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对国内锂产业链安全的影响。情景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锂产业链消费驱动特征明显,长期内中国锂最终可采储量的变化对锂产业链安全的改善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会使中国锂需求增长明显,影响未来中国锂产业链安全。国内锂产业链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具有韧性,但产能过剩问题加剧。最后,在进一步梳理和总结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关键矿产资源国,和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关键矿产资源进口依赖国的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治理实践和启示的基础上,论文使用情景分析方法模拟了产量提升、回收利用与材料替代的政策组合对中国锂产业链安全提升的作用,从笔者搭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锂资源治理框架出发,从立足国内提高产业链韧性和着眼全球提高资源治理能力出发提出了中国锂产业链安全治理的政策建议。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以矿产资源全球全产业链为切入点,从已有矿产资源安全评价理论、国家资源治理理论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等的研究范式出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中国锂产业链安全不仅强调锂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而且考虑了全球供应稳定性,并强调国内安全与全球资源治理的协同作用。全产业链视角下,考虑国家意志与大国责任协同的锂产业链安全治理体系框架要求提高国内产业链韧性,且实现锂资源全球治理的包容性。其二,从中国锂资源特征与历史产量出发,运用哈伯特模型预测了未来中国锂资源供给潜力;以电动汽车发展助推锂需求增长为未来中国锂需求基本判断,融合市场特征预测未来中国锂需求。其三,运用产业链系统动力学模型和情景分析法模拟了中国锂产业链未来受供给不足和需求猛增两头压力下的运行情况,也关注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对中国锂产业链的影响,提出满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锂产业链安全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