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公羊義疏》是清人十三經新疏中的重要一種,今人對其研究多集中在其禮學成就,對其成書過程、義理闡發等內容則鮮有涉及。第一章主要介紹陳立生平、著作及學術背景。陳立長期生活在揚州,先後從凌曙受公羊學,從劉文淇學習文字學,向梅植之學習詩文。其學術深受凌曙與劉文淇影響,甚至陳氏立志疏釋《公羊傳》也是繼承了凌曙的未竟之業。其次研究《公羊義疏》的版本。《公羊義疏》今存多種稿本、抄本、刻本、排印本。其中國家圖書館藏稿本是初稿本,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則是再稿本,也是陳立最終稿本。兩種抄本、《皇清經解續編》本都是根據上圖稿本加工而成。通過研究,《公羊義疏》的撰寫經始于道光八年（1828）,至陳氏去世前仍在修訂。初稿于道光三十年（1850）、咸豐元年（1851）完成,再稿于同治五年（1866）、六年（1867）完成。同治八年（1868）,陳立為劉寶楠《論語正義》撰寫序文之後,深感寫作《義疏》已近四十年,書成之日無期,故于當年開始對稿本的修訂,可惜未能完成即因病去世。從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的情況看,《公羊義疏》應是未成之稿。上圖稿本有兩冊亡佚,而國家圖書館和溫州市圖書館藏有兩種抄本,都是全本,有較高的校勘價值。光緒年間王先謙刻印《皇清經解續編》,《義疏》得以選入,這是《義疏》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刻本,此次校勘改正了稿本中的許多引文不準確處,使《義疏》的質量提升不少。但刊刻時改變了原書的分卷,刊落了不少文字,使得《義疏》某些引文張冠李戴,影響對《義疏》的理解。民國時出現的兩種排印本皆以《續經解》本為底本,《四部備要》本質量相對較低,《國學基本叢書》本則改正了不少誤字,且此本添加了句讀,方便學者閱讀。其次討論《公羊義疏》的文獻考證。陳氏以阮元刻本《春秋公羊傳註疏》為底本,大量利用阮元《校勘記》,但由於並未最終定稿,所以前後體例不一。陳立還利用了紹熙本《公羊解詁》,在阮校的基礎上又改正了不少錯誤。陳氏少年時曾師從劉文淇學習文字學,文字訓詁功底深厚,對《公羊傳》和何休注中的疑難字句進行了解釋。另外,陳立對《公羊傳》中涉及的地名也廣搜博采各家之說,務求得其實地。其次研究《公羊義疏》的義理闡釋。陳氏對公羊義理有深刻的認識。對何休、宋衷、孔廣森三家的三科九旨,陳立將其原原本本放在一起比較,討論其相互之間的關係。陳立在某些疏文中使用了宋衷九旨中的概念,但在全書中佔比不大,仍可顯示其篤守何氏家法的特點。但從中也可看出陳氏並不一味墨守何註,而是擇善而從。對何休的三世說,陳立注意到了何註的核心內容,即變易的思想,雖然陳立並未過多展開,但可以清晰地看出陳立對此並非懵然不知,並不像某些學者所稱的在公羊義理上全無發明。對三統說,陳立有較深的理解,這種理解又和禮制疏釋聯繫在一起。三統相互循環,周而復始,一個新的朝代新受命為王之後必定更改制度,所謂文質相變。在何休注中常常出現與現實禮制不同的情況,何休以《春秋》改文從質或《春秋》制之說解之,陳立繼承了這一解釋體系,在何休並未明言的情況下也自覺地使用這一理論。改文從質發源于三統循環之說,陳立並未特別闡釋其哲學內涵,而是在具體的制度疏釋中體現這一原理。陳立對王魯的認識特別重視指出王魯乃託王于魯,非真王魯,除了引用劉逢祿、包慎言之說加以比較,陳立也在具體疏釋過程中闡明託王于魯之意。最後主要討論《公羊義疏》的詮釋宗旨和原則。陳立為疏證《公羊傳》及何休注,大量引用兩漢公羊先師之說,其中最重要的是《春秋繁露》《五經異義》和《白虎通》,這些文獻大多能為何休之說提供依據,標明何注淵源有自,絕非個人臆造。其中雖有個別不同之處,也可以用公羊家不同家法來解釋。除了兩漢經師的學說之外,陳立也十分重視對清代學者考辨成果的吸收和批判。陳立繼承了凌曙在禮學上積累的材料,對凌曙的觀點有進一步的發揮。對於清代公羊學的兩位大師——孔廣森和劉逢祿,陳立對二人書中的精華加以表彰,同時又指出二人多次援引《左傳》《穀梁傳》來解釋《公羊傳》,表達不滿,可見陳氏篤守何氏家法的治學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