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建设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需要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再审视和再发现以及对中国译者翻译实践的研究。所以,笔者在此选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大使林语堂先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论题,希望通过此研究能为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认为,首先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体系。他将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列入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内,并且也认识到了译者跟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说,他的翻译理论涉及了翻译过程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原文、译者、译文读者和译文。而在分析这些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时,林语堂的态度可谓不偏不倚,适度而中肯。一方面,对作为翻译起点的原文给予必要的尊重,所以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另一方面,由于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而且译文又是为译文读者服务的,所以译文在忠实的同时还应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译者是有个性的主体,有着自己的能力跟观念,所以他决定了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他是译文产生过程中的一个主观决定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原文在翻译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原文与译文两个语言文化系统之间存在差异,所以译者对译文的影响力实际上也受一定的限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完全体现了和谐翻译理论。通过对林语堂翻译代表作《浮生六记》句子、句群层面的翻译分析以及他在翻译过程中对两个翻译策略归化异化的选择运用,笔者试图证明他的翻译实践在形式、创造性及整体风格上都达到了和谐的程度,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