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我国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转型时期的市场制度建构融入到对羊群行为的解释框架中,认为在复杂社会情境中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其行为要受到社会文化传统和制度框架的影响与约束,且其行为具有内在的微观认知心理和外部的宏观社会环境两套参照体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我国的儒家文化与转轨时期的制度约束来深入分析我国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形成机理,构建出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理论解释框架,并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使得我国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具有从众心理、权威取向、关系取向、直觉依赖等认知偏差;而转轨与新兴市场的制度特征使得我国投资者具有显著的政策依赖性心理,忽视市场中公共信息,热衷于寻求“小道消息”与“内幕消息”,并形成系统性的行为偏差。这些文化与制度的影响导致我国投资者具有较大的羊群行为倾向。为了获得对理论分析的经验支持,本文通过非现场心理实验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获取我国投资者在独特社会背景下的心理特征,并得出结论:第一,投资者在群体性压力下具有较大的从众倾向,倾向于与群体保持一致以减少决策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投资收益。第二,投资者的政策性依赖心理十分显著。第三,投资者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现代投资理念,更多的是依赖于直觉,从众,框架效应与赌博心理较为普遍,非理性的权威取向等人格特征使得投资者认知上出现偏差,进而导致了投资行为的偏差。该部分的结论有效的支撑了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然后本文运用CCK模型,以上证50指数成份股日收益率为数据样本,样本区间为2006年7月4日-2009年12月31日,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中的羊群行为。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中具有显著的羊群行为,且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效应。这一实证结论也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最后,结合相关研究结论给出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