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声音文化研究在学界逐渐兴起,为赵树理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声的赵树理”。本文尝试从多个角度展现“有声的赵树理”的不同面相。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可以在赵树理作品中抽取三个典型的“听觉环境”,分别是“村庙”“广场”“会场”。这些空间有着自己的声音秩序和声音政治,村庙的声音服从宗法秩序,广场的声音开放平等,会场的声音则带有组织性和政治色彩。不同空间的内在秩序并不由物理条件决定,而是由主观意志所构建,因此某一空间声音景观的变化也是社会变革的表征之一。赵树理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可划分为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和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是指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经历的声音,小说中个体的声音常被置于集体面前,其合法性也由集体赋予;集体型声音是指共同地发声或各种声音的集合,这一声音让农民的群像得以浮现,是表达群体意志的最佳途径;作者型声音是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声音,作者借由这一声音过滤掉现实中的冗杂语义,使作品的主题清晰明确,以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赵树理小说中有三类话语现象,即“官腔/民调”“劳动人民的话/知识分子的话”“国语/方言”。每一类话语现象都存在着农民的声音,如民调、方言、劳动人民的话。赵树理不仅从不同的维度呈现出他对农民群体声音的理解与感知,也在“自我/他者”的对立中确认自己“地摊作家”的身份。沿着“写—读”与“说—听”两条传播路径,可以确立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与模式,即以“提高”为旨趣的“写小说”模式和以“普及”为首要的“说故事”模式。借此,可以看到赵树理在创作与接受上所面临的双重困境,而为了达到特定时代下的创作要求,赵树理不得不在“小说化”与“故事化”之间不断调整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