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夏对峙的背景下,作为泾原路帅司、军事指挥中心的渭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抵御西夏入侵的重要战场,亦是控辖西陲的交通要道。因此,其知州的人选历来备受宋廷重视。自太祖乾德五年(967)知州制在渭州全境推行至北宋灭亡,渭州知州共有68人。这一群体既有宋代知州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与宋廷任用知州的基本原则相适应,渭州知州的入仕途径多以科举为主,占总人数的54.24%,恩荫入仕为辅,占总人数的30.51%。就其职事属性而言,在特殊的战略条件下,渭州在仁宗朝庆历以前出现了多以武臣知州出守地方的特殊现象,这与宋廷“文臣知州”的一般原则相违背。因此,宋廷及时作了调整,采用知州制与地方统兵体制相结合的方式,使渭州文臣知州兼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与其军区统帅的身份相对应,此时朝廷对这一群体的选任有了特殊的要求:除了将他们的出身地域、家族背景作为基本选任标准外,还更加注重其曾任监司、帅臣的经历以及对边境地带环境的熟悉程度。此外,宋廷还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控制他们的升迁,并辅以必要的奖惩手段,借以提升他们的行政效率,保证中央对地方长期有效的治理。渭州知州在任期间,通过构建军事防御体系、革新军备等举措,不仅提升了麾下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取得了开边御夏以来的大胜利。其中章楶在元符拓边活动中取得的成效,便是渭州知州在捍御西夏方面的绝佳个案。章楶精心策划的进筑计划,使北宋在夺取天都山、加强边防的同时,更进一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彻底扭转了以往宋与西夏对峙中被动防御的局面;在民政方面,渭州知州通过维护民众人身安全、赈灾救济、发展农业生产等举措,在保障当地民生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他们还采用招抚蕃落、联蕃抗夏等方式,充实了土地开发的劳动力、促进了族际融合、维护了边疆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