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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藏人系用以指称生活在中国以外的藏族人的专门词汇。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藏人迁居海外的情况,第一次是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大批藏人随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许多藏人以商贸和旅游名义流亡海外,第三次是1996年以后一部分藏人选择移居海外。“流亡”和“难民”与他们的身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流亡”意指出于反对本国政策、本国政府或本国政治制度而从事相关政治活动,直到在本国营造出有利于其返回的政治环境。而“难民”则是指接收国同意给予庇护申请者以保护的特殊地位。因此,当海外藏人以流亡者自居时,他们已经给自己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身份。 由于历史原因、政治主张和国际支持程度不同,大部分流亡藏人生活在印度,并获得了印度政府承认的难民地位。印度不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难民议定书的缔约国,也没有就难民问题制订统一的国内法。就印度现行国内法而言,甚至没有适当的“难民”概念可供参考。因此,印度政府给予流亡藏人的地位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难民地位。 印度政府认为,虽然其没有加入难民公约体系,但是本国在难民保护问题上依然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这一主张似乎与印度在难民保护中的国家实践存在很大的矛盾。首先,印度坚持以维护国内利益为理由,以国籍为依据对难民实行差别待遇,违背了国际法的平等、禁止歧视和无差别保护原则;其次,印度强制遣返来自斯里兰卡和其他国家的难民,违反了国际难民法的“不推回”原则;第三,印度限制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参与难民的救助工作,拒绝接受国际组织对其难民保护工作的监督。 虽然印度在难民保护问题上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非常有限,但是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被给予难民地位的流亡藏人,在所有难民群体中享有最好的待遇。西藏难民不仅获得印度政府的经济援助,而且在居留、就业、文化保护、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等诸多方面均获得了印度行政当局的全面支持。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长期放任流亡藏人进行的反华政治活动,允许流亡藏人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实行海外藏人自治。在难民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的印度,流亡藏人享有的优厚待遇令人感到惊讶和不解。 然而,围绕流亡藏人难民地位产生的争议却给人们了解印度政府的流亡藏人政策的真正动机提供了机会。在流亡藏人的身份问题上,印度政府的政策与印度国内法律,尤其是《公民法》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依照《公民法》及其修正案,大部分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因出生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印度公民,但是他们的公民身份却始终得不到印度政府的承认。印度政府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甚至不惜违背法律来维持流亡藏人的难民地位,足见流亡藏人的身份已经不是简单的法律和国内政治问题。 印度政府坚持流亡藏人的难民身份,主要目的是为了继续利用西藏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手段。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印度始终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而地区层面的中国威胁便直接与西藏问题相关。印度政府担忧的是,如果流亡藏人放弃难民身份而取得印度公民身份,那么流亡藏人继续争取西藏独立的理由便不复存在。所以对于印度而言,延续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压力只有两种有效途径:一是保持流亡藏人的难民地位,二是在一定限度内继续支持流亡藏人的反华政治活动。 印度政府还将流亡藏人视为保持对中国的非对称优势的手段之一。印度从1962年开始便将数以万计的流亡藏人编入印度军队,对其进行特种作战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一旦中印之间再起战端,印度将毫不犹豫的利用这些流亡藏人在中国境内开展袭扰和破坏活动。将流亡藏人卷入中印之间的军事斗争已经严重违反了有关难民保护的国际法准则。遗憾的是,中国至今尚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不过,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随着中印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印度政府也意识到流亡藏人在印度开展的反华政治活动正在妨碍中印关系的发展。加之流亡藏人与印度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印度政府开始逐步取消对流亡藏人的宽松政策。印度政府认为,维持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压力不需要长期无限制的接收流亡藏人,而且给予流亡藏人优厚的难民待遇也给本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从不再给予新到的流亡藏人以难民地位,到限制流亡藏人入境数量,印度政府已经完成了对流亡藏人政策的调整。 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操纵流亡藏人的难民地位来实现三个目标:一是维持在印流亡藏人数量相对稳定,二是保持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三是防止流亡藏人的身份变化对中印关系的整体格局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 然而,流亡藏人社会自身的变化正在挑战印度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掌控能力。年轻一代流亡藏人对融入印度社会的愿望已经变得越发强烈。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和公平的社会待遇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放弃难民地位。近年来,流亡藏人除了从印度移民西方国家以外,也开始尝试获取印度公民身份。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法律权利甚至敢于同印度政府对簿公堂。普通流亡藏人在难民地位与公民身份之间的重新选择,预示着在印流亡藏人的公民化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也将成为中印关系的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