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一段鬼影憧憧下的少女回忆》讲述了一个华裔美国少女在中国母亲的故事与美国的社会现实中艰难成长的故事。本文从心理层面出发,探讨母亲说书对女儿在华裔美国跨文化环境下心理成长的复杂影响。该书以自传体出版,但因其中包含叙述主人公虚构的想象,以及对中国经典神话和历史故事的改写,评论界中关于《女勇士》文类定性的争辩经久不衰。《女勇士》虚实相间,模糊了文类的分界线,其根源在于这正是华裔叙述者的相关成长经历。在成长过程中,她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在两种文化间构建了清晰稳固的自我。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自传源于基督教忏悔传统,含有否定自我的意味,华裔作家书写自传则是对美国流行的华裔负面脸谱化形象的屈从与美国华裔英雄传统的背离。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当时美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族裔作品通常仅仅被看作是真实的文化信息而非文学创作。汤亭亭大胆创新,颠覆性地将说书这一集体叙事手段融合进西方个人主义自传文体中,反应了叙述者作为华裔少女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的痛苦挣扎与最终领悟,为华裔青年在跨文化背景下的心理成长与自我构建有积极意义。本文通过细读文本与作者采访语录梳理叙述者心理成长的时间线索,将其分为童年,青春与成年三个阶段,进而探讨不同阶段母亲说书对其心理的不同影响。母亲的说书本质上是通过向女儿传递集体文化道德价值来保护她。花木兰与英兰(母亲年轻时)的故事展示了在集体责任的框架内个人成就的荣耀与希望；无名女子与月兰的故事则是文化僭越的警示和文化错位的悲剧。然而进入美国学校后,由于母亲所传递的集体文化与美国学校中的个人文化大相径庭,加之女儿年幼母亲无法过多解释,导致母亲及母亲故事在女儿心中的权威性下降。彼时叙述者正直青春期,亟需长辈的指导与解惑,不满母亲故事中的重重秘密,她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疏离。离家后成年的叙述者也并未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得到归属感,美国式思维也并不能让她看到更真实更多彩的世界。叙述者只能凭借自己去探索心灵的启迪。通过结合自身境遇对母亲的故事不断思考,加工,创造,叙述者最终领悟到只有超越单一文化的小我,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才能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相处。总之,《女勇士》中的自传并不是赵建秀所抨击的忏悔过去,而是在对过去的重新审视与记忆中实现心理的成熟；也不是单一的否定自我,而是真实地还原跨文化背景下成长过程中从否定到融合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