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依靠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粗放增长方式长期累积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凸显，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威胁和挑战，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对全社会来说，经济增长目标亟待从总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移，不仅要注重经济总量的提升，更需要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在此背景下，绿色可持续增长已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成为众多学者和政府决策人员的研究话题。从土地资源角度来说，土地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对生产活动具有支撑和承载作用，土地政策也逐渐成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土地制度和要素配置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地要素配置制度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有助于阐明和揭示我国土地资源配置政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潜在联系与内在逻辑，对于从土地制度方面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城市土地出让制度入手，重点关注土地出让市场化进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梳理土地出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配置效应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理论机制构建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测度并分析了2004-2016年30个样本省份的土地出让市场化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分别从区域横向和时序纵向两个维度考察了其总体特征、区域特征和时序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土地出让市场化在横向差异较为明显，江西、山东和河南相对较高，而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等省份相对较低。土地出让市场化的时间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7年，全国的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偏低，甚至出现略微下降的趋势；2007—2008年间，市场化水平迅速提升，2008年之后，全国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逐渐趋于稳步上升，在研究末期达到0.85以上。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特征来看，东部省份明显要高于西部和中部省份，其中，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从纵向发展上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东部地区上升速率相对更高。
　　基于规模效应视角，分别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规模效应代理变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投资规模和产出规模对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规模效应的中介机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投资规模的指标来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投资规模的中介效应为0.002；从产出规模的指标来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出规模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为0.009，但并不显著。这与地方政府的市场化土地出让策略对本地投资的“挤出”和“促增”双重作用有关，并且从具体程度来说，这种促增效应更加明显。
　　基于结构效应视角，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测度产业结构指标，在分析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产业结构演变进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作为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通过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并进一步针对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异质性特点进行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研究得出：在全国层面上，土地出让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交互项都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从区域层面上，土地出让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表现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区域差异特征，而土地出让市场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呈现出“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分布特征。
　　基于配置效应视角，从资本和劳动要素配置状况构建地区资源错配指标，将地区资源配置作为影响机制，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出让市场化对地区资源配置影响的阶段性差异进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得出：土地出让市场化、资源配置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而是存在以资源配置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特征。当地区资源错配程度低于门槛值时，土地出让市场化的推行将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当地区资源错配程度高于门槛值时，土地出让市场化将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最后，对各章节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和总结，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结合各章节的具体研究过程指出本文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