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是鲁迅文化身份构成当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鲁迅从事学术活动之前,其学者素质的形成是建立在所谓“杂学”的基础上的。直到接触了张澍的《二酉堂丛书》,受其启发,鲁迅才正式进入了学术领域,并着手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在这项工作当中,辑佚《会稽郡故书杂集》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作为鲁迅早期学术成果的代表,《会稽郡故书杂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鲁迅治学之初的特点,并且也代表了其当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此外,对乡邦金石的著录与研究是鲁迅整理乡邦文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工作也为其后来在金石领域的深入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不过,鲁迅的学术道路并未局限于乡邦文献这一个领域之内。由辑佚乡邦文献出发,整理乡贤著作,钩稽小说史料,抄校谱录笔记等一系列工作,都可以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体。而在这个系统当中,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是其源头,其他的学术工作大多与之有关或受它影响。鲁迅的早期治学所进行的大多是史料整理工作,采用的完全是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因此在范围和性质上都不出晚清的传统学术圈。但是由于鲁迅的治学历程恰逢晚清民国的学术转化之际,所以又促成了其对前期学术道路的超越。最能代表鲁迅“不为清儒所囿”,并且已经进入了民国新兴学术圈的,便是其计划完成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已经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两者也并非是空中楼阁,其计划的形成或著作的完成仍与最初的学术起点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