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日益深入人心，政府与社会公众关系的政策研究应当有新的角度和着眼点——政府在常规管理基础上，如何通过频频发生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重大事件来凝心聚力，调动公众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并且在制定政策、出台措施和具体工作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有效管理的目的？本文试图以广州为例，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创新：　　 一、着眼于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为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差距和不对称，导致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难以更加有效地凝聚最广大民众的精神合力和参与动力。二、着眼于政府决策的参考价值：在风诡云涌的当今国际国内大环境，最广泛持久地调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仅可以进一步加快我国各项建设步伐，有效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与我国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宗旨目标是一致的。三、着眼于论文主题的核心意义：把政府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上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突出强调积极性对于公众参与犹如士气对于军队作战，可持续性对于政府决策犹如战略眼光对于军事指挥，政府通过重大事件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则犹如军队通过危机、战役来鼓舞和提振士兵的士气。四、着眼于政府决策的可持续性研究：过往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第一阶段——政府第一时间如何反应，如何应对，如何进一步防范。至于第一阶段处理之后，如何看待“危”机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机”遇，变害为利？如何让公众的关注度更具可持续性，而不是像一阵风刮过？如何及时有效地引导公众积极配合并热情参与到政府管理当中，充分调动转型时期公众的民主精神？鉴于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将在政策措施的可持续性方面深入探讨。五、着眼于因地制宜实证研究：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主要窗口，积累了很多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经验，但由于受地缘文化、商业氛围浓厚等影响，广州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政策措施长期存在着应急性、仓促性，措施办法的僵化、保守，即便遇到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等重大事件，广州的各级政府都习惯性地采取自上而下发通知，开大会，倾向于上行下效，疲于应付一堆文件的规定动作和工作汇报，以完成任务为宗旨。这种状况的后果不仅仅是一些政府部门缺乏了一定必要的理性研判、清醒认识、准确定位、科学决策，关键是错失了政府提振民众士气和信心的大好时机，疏忽了借力发力——借“天时”“地利”来推动“人和”，最大程度地调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