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象征诗学的萌芽缘于"五四"时期对于西方象征主义思潮的引进,早期象征诗学的理论探索有两个来源:一是对前期欧洲尤其是法国的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直接引进;二是对十九世纪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及其代表性作家的介绍与初步分析.这其中有许多理论是经由日本转介而来的,这意味着初期象征主义思潮的引进曾历经过一个极为特殊的"东方化"的过程,它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作家与批评家们的思路.在引进的基础上,汉语象征诗学理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向路:一种以周作人的"象征即兴"的观点为代表,试图借"象征"概念将现代诗学批评与中国诗学传统联系起来,以实现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其后续者就是朱光潜、梁宗岱、刘西渭等;另一种向路则以鲁迅所译厨川白村之《苦闷的象征》为代表,强调"文艺是人间苦的象征",此一向路直接将象征引向了对于自身生命与存在的体验,其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在现世的具体生存境况,冯至和穆旦等人对这一向路后来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如何将这两种向路结合起来"的问题,就成为了贯穿于汉语象征诗学探索之始终的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讲,"象征"始终指涉着人的生命存在——它将人对于存在的无形体验用符号的方式使之显现为有形——这是象征的本质之所在,象征正是人类展示和对抗自身生存困境的最为突出的方式之一.初步成熟的汉语象征诗学,既然把诸如两重世界的图景、生命存在的本相、宇宙与个体生命的应和以及个体精神的自主性超越等等问题作为了它得以立足的核心质素,那么,它显然是在以一种更为感性的艺术化方式讨论着与哲学相同一的基本命题.这种力求与世界诗学潮流同步发展的趋向,在后来的汉语诗学演进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汉语象征诗学所显示的其实正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哲学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