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词活动中,社交生活成为引发词体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宋词的重要表现内容。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具有实用功能的文体,宋词积极参与到人们的日常交往生活中,承担起相应的交往功能,引发并体现着宋人的各种交往关系。社交词的研究既可以拓宽和深化目前的词体研究,也可以对宋人的社交生活作出词体上的解读,从中窥探词体活动对宋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本文以宋代社交词为研究中心,共分四大部分加以梳理与论述,即绪论、上编、下编和结语。绪论部分简要介绍宋代社交词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编,在对社交词进行界定和统计的基础上,对宋词活动的社交模式作出解析,并论述社交词创作对词体特质的作用及影响。本编是对宋代社交词横向的现象审视与静态的文本分析,共分三章:第一章,《宋代社交词的概念界定与统计分析》。鉴于目前尚未有对社交词进行专题研究的情况,本章从对词体活动综合特征的认识方面着手,对社交词的概念和范畴予以界定。在此基础上,逐篇翻检《全宋词》作品,认为符合本文界定意义上的社交词作占全宋词总量的42.11%,客观地呈现出社交词在宋词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择选出每个时期的代表社交词人,以表格形式对他们的社交词数量以及社交类别进行数据统计,作出定量分析,探寻其中的规律与变化。最后,据此简述宋词与社交生活间的密切关系,词体的赏作活动成为宋人日常交往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交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表现与承担,宋词的唱作成为时人的一种社交能力,产生着重要的社交效能。第二章,《宋词活动的社交模式与意义解析》。围绕宋词的赏作活动,词人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形成了不同的交往模式,绾合着多种交往关系。本章根据交往运行与交往关系的不同,将宋词活动分为四种社交模式:以歌姬为中介的词作交往、文人士大夫与女性的词作交往、文人士大夫的词作交往和现场互动式的演唱活动。每类之下,再作次类别的划分,次类别之下再作细分。本章以大量的词话、笔记、史料和作品等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对不同模式和层层类别的交往方式、交往特点与交往效果进行比对与论析,对围绕在宋词活动中的纷繁社交关系进行理清与梳理。最后,从交互主体性的角度对宋词社交关系的性质进行了解析,从日常性与非日常性角度对词体社交活动的意义作出阐释。并进一步指出,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平衡能力的丧失,成为宋词生命活力日渐枯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我们重新审视宋词的衰落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章的论述对于深刻理解宋词与社交生活的关系,全面把握社交词活动的特点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宋代社交词创作对词体特质的强化与发展》。社交生活对文学活动从外在审美到内在特质进行着全方位的塑造和影响。本文认为词体特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交生活对它的影响,社交词的创作从不同方面强化了词体特质,并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论述:第一,宴饮生活中的社交词创作与词体的娱乐化写作。在宋代纵情尽欢、奢侈享乐的宴饮风气影响下,词体赏作活动以其强烈的娱乐色彩成为宴饮场合的“主角”,歌筵酒席之上的填词听曲活动以侑酒佐欢为唱词动机,以娱宾遣兴为作词目的,具有游戏消遣的性质,形成了词体娱乐化的写作方式和游戏化的文体特征。第二,祝颂生活中的社交词创作与词体实用功能的强化。祝颂生活具有很强的应酬性,祝颂词作承担了对这种社交生活的表现,词体的应用功能得到强化,表现为祝颂套语的大量运用、固定化的意象与典故、程式化的结构模式、夸张的修辞与仙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个性化情感的“隐身”与类型化情感的凸显。第三,应歌活动与词体音乐特质的形成。应歌而成的词体创作活动也是宋人日常交往生活的一部分,文人才士与歌妓乐工间的应歌活动对词体的独立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应歌活动中倚声填词的创作模式不仅形成了词体外在的音乐体式,同时也内化成词体的音乐精神,使词体获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第四,唱和活动对社交词体的深入拓展。以词相唱和在宋代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日常交往中松散的词作唱和,二是同气相求的词作唱和,三是切磋词艺的唱和活动。唱和活动推动了词体交往功能从日常应酬转向精神对话,词体的表现方式从直接走向间接。同时唱和活动中的竞巧意识使诗体手法被引入词体创作,以文人士子为主体的唱和活动影响了词体创作的文人雅化情趣。下编,分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对宋代社交词的动态发展进行考察与把握,共分两章:第一章,《北宋时期社交词的兴盛》。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北宋初期,励精图治的朝政重心和亟待恢复的孱弱国力,使泛滥于晚唐五代时期的交游享乐之风陷入消寂停歇。受此影响,五代时期流行的应歌按曲、把酒观舞的社交词创作盛况陡然停歇,社交词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沿袭着传统唱和诗风的创作模式,没有形成鲜明的风格。二是北宋中后期,交游享乐之风盛行,它以注重享乐为主要特征,表现出“集体狂欢”式的特点,曲子词适应时风之需,迅速窜红,成为社交生活的“新宠”。社交词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承担了多种交往功能,出现在多种社交场合,词体赏作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交活动。苏轼的社交词革新推动了词体写作从应歌向应社的转变,从溺于感官的享乐尽欢转向对精神与思想交流的注重,从对追欢逐乐的声色场描写走向对日常交往生活的质朴纪实,应体词作中“君”、“我”字眼频频对应出现,凸显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交往意识。第二章,《南宋时期社交词的发展与沉落》。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南渡时期的社会交游呈现出鲜明的团体或群体性特征,社交词的创作重心从应歌转移到应社,开始了多元化的转向;南宋时期社交生活的多样化和交游心理的复杂性使社交词的创作得以丰富和继续发展。辛弃疾成为社交词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社交词几乎具备了社交词创作中的全部因素,交往功能大备、交往题材繁多、交往体式有了新的拓展,并且具有鲜明的交往个性,强化了对词体交往的日常生活化表达。江湖派词人以词艺曳裾贵门的游食生活经历促进社交词艺术的成熟;宋末,交游之风开始恶变和凋敝,社交词的创作走向沉落。结语部分总述对宋代社交词的新体认,无论是在宋代文坛还是社交文学的发展史上,社交词都具有诸多“新质”,亟待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