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解体和政治经济危机的凸显，几乎所有欧亚转轨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银行业经营困境，形成了波及范围较广、对经济与社会影响较为深重的具有鲜明转轨特征的银行业危机。 本文运用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方法，初步分析激进的制度变迁对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形成、演变及其国别的差异性特征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揭示了转轨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三种制度非均衡形态——制度惯性(或制度惰性)、制度真空、制度扭曲在形成银行业危机方面的主要作用和具体表现，分析了银行危机的三大微观主体——银行、企业和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的相互博弈关系、博弈行为和博弈结果，全面分析和解释了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在宏观、微观以及国别三个领域的不同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了激进的制度变迁是形成转轨国家银行危机最根本原因的鲜明观点。笔者由此认为，从比较制度分析角度讲，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激进的制度变迁带来的金融危机，因此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制度危机。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我国银行业在转轨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化解和控制我国银行业经营风险、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于转轨国家制度非均衡态问题，笔者根据比较制度经济学“制度内生论”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对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后认为：(1)转轨国家制度惯性(或制度惰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转轨初期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某些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甚至比转轨以前表现得更为严重；二是转轨国家内部经济金融腐败问题在转轨时期依然十分严重，成为阻碍转轨进程顺利推进的一大障碍。三是转轨国家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对政府强行推行和移植的制度并不适应。四是转轨国家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在转轨初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使得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五是转轨国家对“元制度”的彻底否定和对“元制度”下积聚的风险的完全忽视，导致转轨初期银行隐性风险的显性化和全面释放，致使国家干预经济能力的基本丧失。(2)转轨国家制度真空主要表现为快速市场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制度缺失现象。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被迅速摧毁；另一方面，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马上建立起来，因而在转轨初期形成了一种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市场虚无主义”制度非均衡态，从而严重损害了经济金融正常发展。(3)转轨国家的制度扭曲主要表现为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却造成普遍而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公司治理结构出现新的扭曲现象，对经济金融发展产生新的阻碍。 关于转轨国家制度变迁多样性问题，笔者根据比较制度经济学“制度均衡的多重性”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对三类转轨国家(独联体、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银行业危机的不同特征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后认为，导致不同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呈现差异化特征的主要原因：一是各国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制度起点(主要是指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不同的；二是各国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的经济、政治、社会习俗等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别；三是在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初期，各国银行业本身所继承的问题和困难是有显著差异的。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转轨国家银行银行危机呈现出显著的国别特征。 本文共分七个章节，每个章节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章为导言。介绍了提出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问题的背景；当前国内外主要研究动态；本文研究的对象、内容、框架和方法；本文所涉及主要概念的界定等。此外，还重点介绍了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解释为何并且如何运用比较制度分析观点和方法对转轨国家银行危机进行分析及其与论文中运用的其他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全面介绍了欧亚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的主要背景、基本特征、影响程度。宏观经济的极度低迷以及强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成为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爆发前后的一个重要经济金融背景。高比例隐性不良贷款显性化、银行数量呈现从激增到骤减的变化趋势、大量国外和私有资本参与银行业重组、货币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等成为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基本特征。银行业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金融稳定乃至整个转轨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章对形成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宏观成因进行制度分析。激进的制度变迁(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政策)致使转轨国家出现了制度真空、制度扭曲和对“元制度”的彻底否定，由此造成市场体制机制的失灵和混乱，导致转轨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如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倒退、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恶化)，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剧增，对银行业稳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第四章对形成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微观成因进行制度分析。在激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国家企业公司治理普遍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形成转轨各个微观主体“合谋腐败”并逃废银行债务。企业和银行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使银行体系以牺牲运行效率为代价换来社会的稳定，给银行业本身带来潜在的更大程度的不稳定。银行内部运作机制也未得到根本改变，不利于风险的有效控制，使得转轨国家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这些微观层面“制度惯性”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转轨国家银行微观基础的脆弱性。 第五章对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国别特征进行制度分析。由于制度变迁的起点和环境不同，各个转轨国家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在银行危机的发生、演变和处理等方面也随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转轨大国俄罗斯不适当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国家金融制度演进的“非连续性”，最终由金融市场动荡作为导火线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瘫痪。三个波罗的海转轨小国经济金融规模相对较小，为三国制度转轨和重建银行体制机制提供了大国所无法具备的“速成”条件。中东欧转轨国家由于在转轨以前就开始改革，较好的改革基础为全面转轨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因而呈现出相对较为平稳的改革路径，使得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稳定，银行业制度重构也能较为平稳地完成。 第六章分析了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应对策略。笔者全面考察了三类转轨国家处理和解决银行危机的不同方式，并结合我国银行业在转轨时期面临问题，着重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化解和控制我国银行业风险、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若干政策建议。 第七章对全文论述作了全面回顾与总结。笔者还指出了本文对相关研究工作作出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并提出了今后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工作的五个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