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外交上依赖国联，希望借助国际的力量制止日本侵略，收复失地。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行政院提出中国的申诉要求。国联理事会秘书长得拉蒙德接受了中国的申诉，国联开始介入和处理中日事件。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三人对国联处理中日事件是高度关注，并积极的在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见解。但三人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各不相同，并且具有代表性。胡适始终信任国联，持不抵抗主义。罗隆基对国联处理中日事件心存怀疑，并不完全信任，主张自救；眼见国联处理中日事件的破产，最终对国联失去信心。在国联处理中日事件上，胡愈之自始至终都是持批评态度，主张抗日。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为什么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持不同反应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同以及对中日实力考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