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民基本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健康越来越成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目标之一。人类健康不仅仅受到遗传因素和医学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健康不平等现象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大量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加剧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影响因素,而其中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指标发挥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健康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愈发受到重视。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性别悖论”（两性健康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男女在生理基础和社会资源方面有较大差别,女性的教育机会受到家庭背景的限制,导致其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那么教育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在我国社会中是否会存在性别差异?本文在对教育的健康回报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借助预算约束理论和效率提升理论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OLS模型检验教育是否通过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自评阶层）、认知资源（自我控制能力）和生活方式（体育锻炼、社会交往、营养获得）这三种重要的中介因素来影响个体的健康回报,重点探讨教育成就的健康效果以及内在机制的性别差异。此外,还使用有序逻辑模型对相关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教育对健康大体呈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教育程度越高,自评健康越好,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健康效应最强;第二,虽然我国存在“性别悖论”现象,但教育成就对女性产生更多的健康回报,有利于女性维持自身的健康质量,缩小性别之间的健康梯度,尤其是获得高等教育的女性,因此资源替代理论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而非优势强化。因为在较高教育程度获得者中,看不到优势群体更健康的证据。第三,通过中介机制模型,比较社会经济地位、认知资源和生活方式这三种中介影响因素在不同性别样本中的相对重要性。对于男性而言,教育主要是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生活习惯的改善来获得更多的健康回报;对于女性而言,教育的健康回报更多是通过实现经济独立和提升自我控制能力来实现的。最后本文通过更换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仍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