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继千年发展目标后又一个重要的全球发展行动计划。为了汲取千年发展目标执行中因数据缺失而造成的监督乏力、目标完成率低等教训,2030议程自讨论和筹备阶段就重视对各项发展指标的监督、评估和后续审查,并提出要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数据革命”,以向决策者和监督者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使发展政策有据可依。数据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旨在提高国家的统计能力,填补发展中数据的缺失,为决策提供指导,更关键的是,数据革命旨在实现对发展目标执行情况的跟踪,督促各项指标的落实,并推动对发展低效的问责。可以说,数据革命并不意在数据本身,而在于改革国际发展的政治传统,为发展低效寻找出路。尤其是,数据革命搁置了国际发展合作中援助国与受援国围绕“援助低效”和“援助附加条件”的政治和道德争议,而以科学的途径探寻低效成因,为实现发展问责提供了正当性。但仅以此下结论,认为数据革命对发展只有利好而忽视其存在的政治风险,将最终导致问责的失衡。本文引入政治科学化理论,通过对数据革命的缘起背景和理性逻辑的分析,从政治学角度探究数据革命的意义及风险。首先,数据革命推动了对发展的问责,但国家间数据基础的落差很难支撑一个平衡、公正的问责体系,问责的对象最终将只是急需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基层民众。其次,数据革命将推动数据信用的建立,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数据落后国家丧失自身数据主权,无法捍卫本国的信用,只能依从建立在数据霸权上的标准和规范。最后,数据革命督促普遍的数据开放运动,而当开放和透明成为一种文明标准,数据开放程度的差异就成为文明程度的差距。因此,数据革命在推动发展问责的同时,面临着科学化的异化风险,背离其促进全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初衷。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回顾了中国的数据建设历程,尝试提出中国参与数据革命的政策建议,尤其是要促进一个合理、公正、平衡的数据革命,并为此打造全球数据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