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的两部佳作,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与近代讽刺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文章通过作家基本概况、人物群像、叙事艺术和讽刺艺术四方面的比较研究,搭建了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比较系统,在系统地比较中揭示了两部小说的特点与创作得失,并力求广泛、深入地阐释这些特点、得失背后的深层原因。两个作家不同的生活时代、家世出身、生活阅历铸就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与思想,而不同的性格、品质、创作背景与主旨,造成了小说讽刺重心的不同。在时代与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下,两书形成了迥异的讽刺风格,因此在人物分类与人物设置方面也存在差异。在人物性格方面,《儒林外史》的人物性格具有变化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设置同类型人物也注重差异性;而《官场现形记》人物性格具有稳定性与单一性的特点,设置同类型人物时注重共性。除此之外,两书在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人物命名的塑造方法上也存在异同。在叙事艺术方面,《官场现形记》沿袭《儒林外史》的“集锦式结构”,但两者呈现出松散单薄与连贯严密的明显差异。在叙事模式方面,两书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儒林外史》主要采用客观叙事,而《官场现形记》主要采用主观叙事,但是两书常常通过书中人物的观察视角叙事,大大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两书都以全知叙事为主,但大篇幅运用限制叙事也是对全知叙事的突破。两书主要通过尴尬的场面、戏剧性的转折和不和谐的言行三种情节设置的方法,呈现出绝佳的艺术效果。两书的讽刺语气存在婉曲与直斥之分,语言存在言尽旨远和言尽意止的区别。两书的讽刺内容存在异同,《儒林外史》“意在士林”,而《官场现形记》“意在官场”,但同时也对社会世情进行了批判。两书通过夸张、对比、白描与渲染的讽刺手法,表现出高超的讽刺技巧。就总体而言,《官场现形记》的成就还是稍逊于《儒林外史》。公心讽世的态度、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造就了《儒林外史》的辉煌成就。李伯元虽然继承了《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希望通过针砭时弊、揭露丑行等方式,最终达到改良社会现状的目的,但无论是内容的选取、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锤炼等,都显露出较为粗糙的特点。除了时代的动荡、个人的气质等原因对此产生影响外,也与其报章连载的创作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理想读者的定位、创作时间的仓促等有密切的关联。它是古典讽刺艺术迎接近代化挑战所交出的一份总体优秀而瑕瑜互见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