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叙事学已经成为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西方小说理论译介的日渐丰富和全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小说修辞研究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比较宽广的研究路径，从小说修辞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诠释，不仅可以更新我们的理论视野，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叙事学和其他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现代小说的修辞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状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阐释多，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关注不够；二是没有将叙事研究和修辞研究进行有效的理论区分，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小说修辞研究的理论特长，从而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研究的彻底性和有效性；三是忽视了中国小说自身悠久的修辞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修辞模式和修辞伦理对现代小说家的影响认识不足，从而使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纬度。 基于以上认识，本论文选取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这样一个相对较长但也比较完整的研究单元，对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轨迹进行了初步考察。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考察，为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现代转型寻找到一条比较完整的历史线索；同时还希望通过考察小说家个性意识和时空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出中国现代小说修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并将五四小说修辞的时代图景融入到中国小说特有的修辞传统之中，使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特点获得更为全面的展示。 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阐述相关理论问题，并对论文思路加以说明。 小说修辞研究要想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和彻底性，必须与小说叙事研究划清必要的理论界限。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分析了叙事理论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对它的理论局限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相关理论发展的进程，阐述了小说研究由叙事研究向修辞研究转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宏观修辞和微观修辞进行理论区分，并对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再 有就是对论文理论构成和研究思路加以解释说明。 第二章：中国小说“言语”修辞模式的定型与发展。 我们首先在鲁迅和胡士莹对中国古代小说“说话”传统的钩沉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在文本构成上的差别，将基于不同传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修辞模式归结为“言语”模式和“书志”模式，并对这两个模式进行了理论界定。在此基础上，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其次，从外部修辞空间的角度，考察了“言语”修辞模式的代表性体式——宋元话本修辞特征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并特别关注了“在场性”对“言语”修辞模式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考察了宋元话本中诗词、韵文和套语的修辞功能；最后，以“四大奇书”和《红楼梦》等小说为例，将明、清章回小说放入“说话人虚拟修辞”的视野之下，探讨其文本构成、诗词运用的特点。我们特别关注了小说家个性意识对“说话人”传统的颠覆作用，由此揭示出“言语”修辞模式产生松动并最终走向瓦解的趋向及其深层根源。 第三章：中国古代小说修辞模式的“破型"与近代小说修辞的多向突破。 近代小说家在创作上一方面承续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外国小说作品和观念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小说的修辞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我们首先考察了近代小说文本构成发展的三个方向：即小说文本构成“纯化”方向、“繁化”方向以及“写实”化方向，并在考察过程中密切关注文本构成的变化对古代小说修辞模式产生的影响；其次，本章特别强调了英国人傅兰雅提出小说要用“图像化语言”的主张，对于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现代转型的理论意义；再有，通过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细读，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小说文本构成方式的过渡性特点。我们特别比较了这四部作品在诗词运用上与“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之间的差异，从中认识到，在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现代转型中，小说文本在整体上日趋“纯化”，诗词的修辞功能则逐渐衰退，它们在古代章回小说中所拥有的修辞活力已日渐衰微。曾经在中国古典小说文本构成中极为醒目的诗词、韵文，在小说中渐渐从文本的外部走向内部——转化为一种颇带感伤气息的抒情格调。这种抒情格调与诗词这一传统抒情载体在小说文本外部的减少和消失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在刘鹗、苏曼殊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四章：五四小说的诗性修辞与现代小说的时空意识的生成。 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五四新小说的修辞风貌有多方面的体现。首先是整体上呈现的浪漫倾向，这种诗性特 征更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分析了诗性修辞的特点，同时从文体规范性和修辞效果的角度对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进行了总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当年发生在郑振铎和宓汝卓之间关于小说是要“写”还是要“做”的争论进行了重新的思考。通过分析双方的论争，一方面使我们对五四新小说诗性修辞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还使我们发现了论争中涉及到的“情感控御”等许多重要的小说修辞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五四新小说修辞意识的自觉。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短篇小说的兴起与现代时空意识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现代性”与空间意识之间的关系，论文阐明了现代短篇小说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小说家空间意识不断增强。同时考察了现代短篇小说在“讲述”和“展示”的修辞运用上与古代短篇小说的差异，认识到正是由于“展示”的不断增加，才使得短篇小说中充满视觉效果的空间因素得到加强，并最终催生了现代短篇小说这一新的小说“时空体”。最后，我们还以张爱玲小说的色彩修辞为个案，揭示了现代小说家空间意识中所存在的异质性文化因素。 第五章：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与修辞成规 在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现代转型过程中，另一重要的倾向就是对“写实”的追求。我们发现，在接受外国“写实主义”理论过程中，鲁迅、叶圣陶等人在创作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修辞伦理的困境。在这一部分，我们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揭示了这一情况出现的深层原因，并由对“现实主义”重新命名这看似简单的现象出发，揭示出其中所隐含的小说家们的伦理抉择。五四小说对“写实主义”的提倡表现在创作中，就是非常强调语言俗白浅近，背景客观真实、细节描写深入细致、有地域色彩，通过对相关作品的修辞解读使我们认识到，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新的修辞成规。这样的追求反映出，五四小说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试图与读者建立一种新的修辞“契约”。 最后，论文从修辞姿态、人称和结构三个方面对鲁迅、老舍等人作品进行分析，揭示出中国小说“说话”传统对他们创作的影响和渗透，以此表明“说话”作为一种传统的惰性因素，在新的语境下，可以与不同的艺术技巧和风格相结合，并转化为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创造性因素，从而激发出新的修辞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