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就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问题,明确规定了“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获利”和“法定赔偿”三项标准。作品类型、许可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及侵权后果等常作为适用“法定赔偿”标准计算侵权损害赔偿额的参考情节。其中,能够作为计算侵权损害赔偿额之参考情节的许可使用费,通常仅指相同或同类作品的许可使用费。权利人需承担相关举证责任,法官自行裁量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这一因素。简化举证,使侵权损害赔偿额得以充分反映特定著作权之真实市场价值,是引入“许可使用费”计算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之初衷。作品的许可使用费,主要由著作权市场价值决定,受交易双方议价能力、竞争地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法官在适用“许可使用费”计算侵权损害赔偿额时,通常需要比照拟作为参照的许可使用合同所指向之许可使用行为与侵权行为在使用范围、使用方式等方面的异同,以及拟参照之许可使用合同所涉著作权与被侵权作品著作权在实际效用、作者声誉、作品知名度、受众范围、作品影响力等各方面的异同,引致举证难,审理程序繁冗等问题,偏离制度设置初衷。适用许可使用费计算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作权的市场价值。据此,若被侵权作品市场价值明确,且权利人事前极有可能取得许可使用费,则应将许可使用费视为可得利益损失,作为计算权利人实际损失之参照。反之,则应将其作为计算“法定赔偿额”的一项参考因素。此外,为维持制度内部协调,不宜将《著作权法(送审稿)》中“参照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标准直接等同为《专利法》《商标法》中的“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标准,而应仅将其作为计算“权利交易费用”之参照。最后,为真正发挥许可使用费于确定侵权损害赔偿额中的实际效用,有必要简化其适用条件,规范著作权交易流程及许可使用费的定价机制,尽可能减少其适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