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思想文化史中观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深受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近世作为日本的“前近代”,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日本接受道家思想的成熟期,因而,研究道家思想与日本近世文化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学界对此还关注不多。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考察日本近世的儒学、社会批判思想家、自然哲学家、经济思想家和町人、复古神道以及文学等几个方面具有代表性、而目前研究又相对薄弱的学派或人物,通过解读、分析主要相关文本,找出其与道家的思想关联,论证其思想受到道家影响的内容和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恰当的概括和综合,力求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观点,揭示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本文共分八个部分,即一至七章和结语。第一章概述近世以前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的积淀。主要分“平安时代前”和“平安——室町时代”两个历史阶段,从《宪法十七条》、《古事记》、《日本书纪》、《怀风藻》、《万叶集》等日本古代典籍,以及平安时代的僧人空海和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的作品等,揭示近世以前道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渗透。这种渗透总体上并不深刻,但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积淀。第二章首先论述日本近世道家思想发展的历史原因及老庄研究的概况,然后主要以徂徕学派为例,讨论道家思想对日本近世儒学的影响。日本近世前期(17世纪末以前),幕藩封建制度较为稳固,朱子学被奉为官学。中期以后,其封建体制危机日深,朱子学的权威逐渐丧失,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分化和多元的动向,道家开始受到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注、研究、吸收和利用,而道家思想在近世之前较深厚的文化积淀,则为其在近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准备。徂徕学派是江户中期儒学的重要一支,它在批判老庄道家的同时,也重视研究和吸收道家思想。这集中体现于其三个代表人物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和服部南郭。荻生在“古文辞学”的方法论上,吸收了《庄子》的“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作为其理论核心的道论中,他利用了《老子》“道”的哲学;在经世论上,则把《老子》的“无为而治”作为“圣人之道”的重要补充。太宰春台在经世论上更加重视《老子》的“无为”,提出并论证其为“衰世之治道”。服部南郭对道家的吸收,主要表现于追随《庄子》,提出“隐”的人生论。第三章以安藤昌益为例,讨论道家思想对社会批判思想家的影响。安藤昌益是江户时代农民反封建思想的代表,而与朱子学、徂徕学等儒学学派以及复古神道等有着实质的不同。安藤虽然严厉地批判老庄道家为“不耕食”,但又借取了道家的思想观念。在宇宙论上,安藤提出宇宙的本原是“万万一真”、“活真一气”,与《庄子》的“天地一气”、“道通为一”的思想相通;在社会人生论和社会批判思想中,道家对其影响更为突出,他指出,圣人及其“私法”(“四民”的等级制和“五常”的道德规范)是“恶盗之根”,这可说与《老子》“绝圣弃智”、《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思想如出一辙。他的“直耕直织,安衣安食,与天地同为四时之行”的“自然世”,与老庄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极为相似,其以“自然世”与“法世”对立的社会批判理路,源于道家从“自然”的立场审视现实社会的思维模式,而其“真人”的理想人格,亦来自《庄子》。第四章分别以海保青陵和石田梅岩为例,讨论道家思想对经济思想家和町人的影响。面对日本近世中期以后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海保青陵以经济思想家的身份,从藩政的立场出发,加以肯定,形成了与农本主义相对的重商的经济思想,“理”和“智”的思想是海保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关于《老子》,海保认为,“老子乃真儒”,《老子》是“生发智慧”之书。他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其“理”的概念,是基于对《老子》“道”的诠释而形成的,具有《老子》“道”的“似无实有”的特性,他的“智”,就是“从天理”而“不用己”,实为老庄之“无为”,而“生智”的方法,就是老庄之“虚”“静”。在社会经济论上,海保提出“循理而治”的社会经济管理原则,即“不自以为是,不人为造作,不管护过多”,采用“鼓舞之术”的激励措施,即通过奖励“使其自然悟之”、“不叱民不强行而行法令之法”,达到使民“忘”的社会管理目标,吸取了道家“无为”“自然”和“忘”的思想,还引用《老子》的君民关系论论证他关于国家和民间财富流动平衡和税收的经济理论。总之,海保对《老子》思想有重要吸收,并且加以发挥和改造。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日本“町人”(居住于都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崛起,石田梅岩及其所开创的心学运动,是町人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代表。石田肯定老庄道家助人从“泥于圣人之言”而不知圣人之“实体”的迷惑中醒悟,并受其重意轻言、重实轻名思想的影响,强调在认识上“知心”、“得于心”,而反对“拘泥于圣人之言”。第五章以三浦梅园为例,讨论道家思想对自然哲学家的影响。三浦梅园是日本近世相对超越了传统学派界限的自然哲学家的代表,其哲学大量吸取了道家的思想。在宇宙论上,他关于宇宙本原的“玄”的思想,即来源于老庄道家,特别是直接取自《庄子》。他把“玄”具体理解为“一元气之玄”,把宇宙的“聚散生化”归结为“一气之通”,发挥了《庄子》“通天下一气”的思想,而其关于宇宙规律的“条理”的哲学,也受到《庄子》“理”的思想的影响;在认识论上,三浦“达观于天地”的认识目标、“反观合一”的认识方法,都不同程度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内容,特别是,他关于万物平等,批判人类以是非相争,主张“是非之以天地”的认识标准思想,可谓《庄子》“齐是非”之说的翻版。另外,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三浦在人生论上也追随《庄子》,追求“与夫造物同化”和“忘而通”的境界。第六章以复古神道为例,讨论道家思想对日本民族宗教的影响。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复古神道是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神道形态之一,也是日本近世影响最大的神道派别。复古神道采取激烈排斥外来文化的态度,主张在日本古代典籍中寻求“日本精神”。在复古神道的代表人物契冲、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的思想中,明显可见对道家的吸收。契冲的思想中,就有《庄子》不为物累、追求“逍遥”的人生哲学和《老子》“贵柔”思想的印记,贺茂真渊明确肯定老子“唱顺任天地,正合于天下之道”,认为日本“古道”的产生和形成,完全是“自然”的,是“顺任天地”之道,这一思想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基本一致。作为“日本精神”的特征,贺茂提倡“真心”、“贵柔和”的道德。他所谓“真心”,是得之于天地的本真、自然之心,这与《庄子》的“真”和“真性”无异,至于“贵柔和”的思想,则显然来自《老子》。作为复古神道的完成者,本居宣长排斥中国文化(“汉意”)最激烈,但还是受到道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他承认老庄“自与神道相似者多”,肯定其“厌恶智巧、尊崇自然”,他批判儒家名教礼制的伪善性,反对“人为巧智”和“贪名”,反对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即“真心”,其与道家的理论归宿虽不同,但其着眼点和方法是一致的。第七章以松尾芭蕉和佚斋樗山为例,讨论道家思想对日本近世文学的影响。日本近世文学中出现了众多亲近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松尾芭蕉作为江户俳谐文学划时代的代表,在日本江户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松尾提出“随造化,与四季为友”,在思想内涵和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是以《庄子》“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的思想为摹本,《庄子》成为他人生和文学的精神支撑。道家思想对日本近世的通俗文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佚斋樗山即是其代表。佚斋提出“庄子乃圣门之别派”的庄子观,试图把《庄子》思想融入儒学系统。佚斋把《庄子》顺从“造化”而“安命”思想解释为安于“造化所成”之“天性”,进而解释为安于社会性的“职分”,这就使《庄子》的“安命”转化为与现存社会制度协调一致的思想观念,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寻求都市生活的安定感的心理。结语部分探讨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作为建构自然哲学的理论依据。道家特别是《庄子》特有的关于宇宙的基本思想,在三浦梅园的自然哲学中发挥着结构性的甚至主导的作用。“自然”、“真”和“道”这些道家特有的、具有深厚底蕴的思想观念,构成安藤昌益自然哲学的基调。二是作为社会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老庄道家从“自然”的观念出发审视现实社会的基本理路,构成安藤昌益社会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框架,即从“自然世”的理念出发审视、批判和超越“法世”。道家提供了复古神道的文化批判模式,即批判儒学的“人为巧智”对人的“真心”的扭曲,并提出回归没有人为的自然古道。在江户时代,对道家思想的批判精神和思想的利用具有普遍性。三是作为政治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进入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的政治思想中而成为其组成部分,并逐渐得到强化。在海保青陵的经济思想中,“无为”则转化为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四是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庄子》的“造化”、“游”等思想渗透到日本近世文化的各领域和层面,构成了文人人生论的主要观念。五是作为开发智慧的思想资源。《老子》的“无为”、“虚”“静”等思想,经过海保青陵从智慧之学角度的解释,成为一种产生智慧的发动机制。道家思想的文化作用一直延伸到近代,对日本明治近代化思潮也发生了影响。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有三个变化:一是趋于隐蔽。在日本近世,道家思想未形成学派,其接受主体,也多不公开承认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有的反而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其影响呈现隐蔽性。二是与儒家结合。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出现了与儒家结合,形成儒道合一思想形态的变化。这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日本文化对植入的各外来文化的灵活态度。三是日本化。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被“转译”,从而带有日本特色,发生了“日本化”,如“自然”概念的变化。道家思想的“日本化”,是其与日本文化的深层特质交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