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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园区开发项目在我国呈现爆发式增长,且伴随着大规模的拆迁工程,迫使大量原住民脱离原来的社区,被集中安置在城市社区中。然而,原住民在心理上却尚未完成市民化的转变,城乡观念的冲突导致安置社区的文化陷入混乱,这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理念背道而驰。作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冲突的焦点地区,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亟需做出改变,而国内外学者对园区开发的社会影响研究尚有不足,因此,对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初步了解社区在受工程冲击后的变化特征;随后,在历时一年多的参与式观察过程中,以社区棋牌室作为观察和深入社区生活的主要场所,在与棋牌室里的原住民接触、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将观察范围延伸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内部视角展现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最后,针对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园区开发项目的兴建对安置型社区的社会互动、城乡文化融合、价值观念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总结为三个方面。1)社会互动中的文化特征:在社区活动方面,原住民对健身娱乐的文化需求增加,活动的群体性明显;在社区组织方面,原住民的社交圈较封闭,其自发形成的团体依赖熟人关系和兴趣爱好;在社区冲突方面,用地矛盾频发暴露了原住民公共意识的薄弱,赌博纠纷减少反映人们理性意识增强;在社区归属感方面,原住民之间的熟人社会是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外来人口被孤立、社区管理缺位则导致归属感降低。2)城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传统文化上,安置社区延续了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但也受城市文化影响而面临民俗文化的传承困境。在生活方式上,以墙角老人为代表的守旧派面临被城市边缘化的精神困境,以开荒老人为代表的适应派以农村方式实践着城市观念,而融入派则在奖励机制的引导下自然形成了文明习惯和理念。在家庭关系上,老人独居增加,其失范行为背后是生活空虚、价值丧失的精神困境;原住民家庭衍生出了“分居不分家”的新型家庭模式,形成了一种有边界的亲密关系;利益冲突则对家庭亲情和伦理构成了严峻挑战。3)价值观念的转变:在生活态度上,原住民开始追求享乐,轻视工作的价值;财富观念趋向理性,消费观念出现代际差异;并产生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自我认同上,农村老人在城市文明的压力下丧失自我认同,年轻人则因自我认同与群体背离而渴望逃离社区,原住民的阶层认同并未随着经济改善而提高。在信仰与道德方面,老年人将宗教作为精神寄托的情况增多;一些年轻人因拆迁丧失对公平、奋斗的信仰;道德约束在原住民和外来人口之间分化,原住民受到舆论的强约束,但也会因不恰当的舆论而出现集体道德失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1)文化宣传前置,提前预防和引导,从思想源头上减少和避免无序现象的产生;2)丰富文化载体,通过增加活动场所、提高活动质量、扶持活动组织,增强安置社区的文化活力;3)分层分众,因人施策,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征,给予针对性的文化关怀;4)妥善处理社区文化中“新”与“旧”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激励,合理疏导,真正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与新生。
本文的研究有别于传统工程社会学研究的技术范式,采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棋牌室作为深入社区的切入点,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化观念,以“小地方”反映“大社会”,具有独到的研究价值。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以及抽样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问题和现象,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本文以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初步了解社区在受工程冲击后的变化特征;随后,在历时一年多的参与式观察过程中,以社区棋牌室作为观察和深入社区生活的主要场所,在与棋牌室里的原住民接触、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将观察范围延伸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内部视角展现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最后,针对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园区开发项目的兴建对安置型社区的社会互动、城乡文化融合、价值观念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总结为三个方面。1)社会互动中的文化特征:在社区活动方面,原住民对健身娱乐的文化需求增加,活动的群体性明显;在社区组织方面,原住民的社交圈较封闭,其自发形成的团体依赖熟人关系和兴趣爱好;在社区冲突方面,用地矛盾频发暴露了原住民公共意识的薄弱,赌博纠纷减少反映人们理性意识增强;在社区归属感方面,原住民之间的熟人社会是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外来人口被孤立、社区管理缺位则导致归属感降低。2)城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传统文化上,安置社区延续了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但也受城市文化影响而面临民俗文化的传承困境。在生活方式上,以墙角老人为代表的守旧派面临被城市边缘化的精神困境,以开荒老人为代表的适应派以农村方式实践着城市观念,而融入派则在奖励机制的引导下自然形成了文明习惯和理念。在家庭关系上,老人独居增加,其失范行为背后是生活空虚、价值丧失的精神困境;原住民家庭衍生出了“分居不分家”的新型家庭模式,形成了一种有边界的亲密关系;利益冲突则对家庭亲情和伦理构成了严峻挑战。3)价值观念的转变:在生活态度上,原住民开始追求享乐,轻视工作的价值;财富观念趋向理性,消费观念出现代际差异;并产生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自我认同上,农村老人在城市文明的压力下丧失自我认同,年轻人则因自我认同与群体背离而渴望逃离社区,原住民的阶层认同并未随着经济改善而提高。在信仰与道德方面,老年人将宗教作为精神寄托的情况增多;一些年轻人因拆迁丧失对公平、奋斗的信仰;道德约束在原住民和外来人口之间分化,原住民受到舆论的强约束,但也会因不恰当的舆论而出现集体道德失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园区开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1)文化宣传前置,提前预防和引导,从思想源头上减少和避免无序现象的产生;2)丰富文化载体,通过增加活动场所、提高活动质量、扶持活动组织,增强安置社区的文化活力;3)分层分众,因人施策,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征,给予针对性的文化关怀;4)妥善处理社区文化中“新”与“旧”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激励,合理疏导,真正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与新生。
本文的研究有别于传统工程社会学研究的技术范式,采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棋牌室作为深入社区的切入点,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化观念,以“小地方”反映“大社会”,具有独到的研究价值。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以及抽样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问题和现象,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