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进步发展,婚姻家庭内部的财产关系也愈加复杂。与内容单一、类型强制的法定财产制相比,约定财产制更能够适应夫妻财产关系的这种复杂变化,因而也得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立法者的青睐。全国人大基于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考量,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过程中基本婚姻法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未作实质性修改,唯一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订立夫妻财产制契约在时间上的限制。显然,民法典这一修改并没有解决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概念、性质、效力等方面的理论争议。夫妻财产制契约实际上就是夫妻或欲通过缔结合法的婚姻关系而成为夫妻的男女双方,以彼此之间的财产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所订立的契约,其虽然具有身份法行为的若干特征,但其调整对象却是夫妻之间纯粹的财产关系,性质上既非纯粹的财产契约亦非单一的身份契约而是身份财产契约。在民法采独创式约定财产制下,不能为了法律适用上的便宜就忽视夫妻财产制契约与夫妻间赠与之间的本质差别,否则将会造成夫妻财产制契约适用的泛化,否定一般夫妻财产约定的存在价值等消极影响。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双方要约与承诺互相表示一致的结果,当然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该约束力不仅表现为债法上形式的拘束力还表现为物权效力亦即夫妻财产制契约一经生效就可在夫妻之间直接引起不动产或动产的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而不必严格依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不动产移转登记或移转动产占有的公示程序。在体系上,这种物权变动可纳入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的效力类型。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夫妻财产制契约原则上仅在夫妻内部发生效力,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是在满足法定要件的情形下,夫妻财产制契约可对抗第三人并具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