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进步，手机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睡前使用手机已经成为国内的一种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使用手机对人们带来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手机使用造成健康方面的问题，而很少关注其对组织行为学领域中变量的影响。睡眠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活动，虽然不久前它仍独立于组织心理学，但学者们逐渐发现其可以预测工作满意度、任务绩效等变量，从而开始将睡眠的相关研究引入到组织心理学领域。当然，这种学科融合仅仅是起步阶段，仍需要学者们多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投入近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它被证实可以预测很多与工作绩效相关的变量。有学者关注过手机成瘾对睡眠的影响，受其启发，本文想探究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间的关系，以及睡前手机使用是否可以通过影响员工的睡眠质量及睡眠数量从而影响第二天上午的工作投入度。另外，以往关于睡眠和工作投入的调节变量的研究还很少，虽然学者已证实领导力可以作为工作投入的自变量，但是领导力其它可能的作用还有待研究，此外，由于家长式领导力很少被西方国家研究（因为家长式领导力主要存在于如中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所以本文也对家长式领导力是否存在调节作用进行了探究。　　基于自我损耗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本文共提出了12个假设。首先，睡前手机使用时间过长，会缩短人们用来睡觉的时间、增加人们接收激发情绪的刺激性信息的可能性、抑制褪黑素的产生从而影响睡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a：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数量负相关；假设1b：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质量负相关。根据自我损耗理论，睡眠可以通过提高前额叶皮质的活性进而提供工作投入相关活动所需的心理能量。所以本文提出假设2a：睡眠数量与工作投入正相关；假设2b：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正相关；假设3a：睡眠数量中介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数量的关系；假设3b：睡眠质量中介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家长式领导力是华人企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领导方式，它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和威权领导。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员工感受到高仁慈领导时，他们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也会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工作中。当员工感受到高德行领导时，他们会把领导当作榜样，希望向他们那样负责，从而缓冲睡眠不足对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当员工感受到高威权领导时，即时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因为害怕而展现更多的工作投入。所以本文提出假设4a：仁慈领导正向调节睡眠数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4b：德行领导正向调节睡眠数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4c：威权领导正向调节睡眠数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5a：仁慈领导力正向调节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5b：德行领导力正向调节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5c：威权领导力正向调节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在实证检验研究模型之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文献回顾，来找出适合本研究的量表并制作成问卷。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来自深圳，北京，哈尔滨等地区的拥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员工。本次研究对他们进行了连续6天的跟踪调查，周日发放的一次性问卷，主要用来收集员工的基本信息以及感受到的家长式领导力。接下来的周一至周五午休期间发放的每日问卷，主要用来收集员工前一晚的睡眠情况以及第二天上午感受到的工作投入。我一共回收477份问卷，通过匹配周日问卷与周内问卷，最终获得了420份有效问卷，样本量为70。接着，本文检验了量表的信度与区分效度，工作投入的Cronbachα值为0.946，仁慈领导的Cronbachα值为0.885，德行领导的Cronbachα值为0.876，威权领导的Cronbachα值为0.806，信度指标均符合要求。另外，各个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且AVE平方根的值均大于该变量与其它变量的系数值，所以区分效度也符合要求。通过进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发现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数量、睡眠质量和工作投入都显著负相关，睡眠数量、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均显著正相关，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合理性。本文运用SPSS18.0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睡前手机使用与睡眠数量和睡眠质量呈负相关（β=-0.379,p<0.001；β=-0.249,p<0.01），睡眠数量与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β=0.293,p<0.01；β=0.510,p<0.001），另外，睡眠数量作为中介变量时，中介作用不显著（β=0.190,p>0.05），但是睡眠质量部分中介睡前手机使用与工作投入的关系（β=0.409,p<0.01）。因此假设1a，1b，2a，2b，3b成立，但假设3a不成立。另外，结果表明德行领导（β=0.174,p<0.05）能够正向调节睡眠数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但没有证实仁慈领导（β=0.145,p>0.05）和威权领导（β=0.010,p>0.05）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且结果没有证实家长式领导力（β=0.216,p>0.05;β=-0.175,p>0.05;β=-0.126,p>0.05）对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设4b成立，但假设4a，4c，5a，5b，5c不成立。为了避免样本量小带来误差，本文还使用拔靴法将样本量科学地扩展到1000来检测变量间的关系，结果与上述相同。　　最后一部分，本文先是对假设不成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没有证实睡眠数量的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睡眠质量部分中介了睡前手机使用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相比睡眠数量，睡眠质量对工作投入的解释能力更强。另外，本文没有证实仁慈领导、威权领导对睡眠数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原因可能虽然仁慈领导理论上应该体现出调节作用，但本文的样本量较小，因此未来需要大样本研究来进一步研究仁慈领导的调节作用。另外高威权领导并没有为员工带来额外的资源，所以员工拥有的资源量基本不变，因此员工不会额外投入资源到工作中从而体现更高的工作投入。最后，我们没有验证出家长式领导力对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可能是因为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足够强大，高家长式领导力提供的额外的资源不足以弥补因睡眠质量不佳而造成的资源损耗，从而不能调节因睡眠质量不佳对工作投入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它丰富了关于手机使用的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在生理学或者心理学领域中讨论手机使用的影响，另外，大部分研究主要考虑一天内使用手机的情况，而很少关注某一时段使用手机的情况。本文关注睡前手机使用并将其引入至组织心理学领域，希望未来有更多学者在该领域中关注睡前手机使用的影响。另外，本文丰富了探索工作投入的自变量的研究，并且是国内首个成功证实睡前手机使用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文章。通常情况下，学者们会沿着工作资源或个人资源这两个方向来探究工作投入的自变量，本文成功验证睡前手机使用与工作投入间存在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不过睡前手机使用既不能归类为工作资源，也不能归类为个人资源，所以这也会启发学者们在探究工作投入的自变量时，多尝试不同可能的方向。此外，基于自我损耗理论，我们进一步将睡眠心理学引入到组织心理学领域。尽管学者们开始尝试将睡眠引入到组织心理学领域讨论其可能的影响，但是很少有研究把睡眠当作工作投入的自变量。本文证实了睡眠数量、睡眠质量与工作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更能鼓励学者们在组织心理学领域来研究睡眠对员工造成的影响。最后，本文通过探索家长式领导力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对于员工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控制晚上9点后手机使用的时间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情况以及第二天的工作投入度。而且，相对于睡眠数量而言，员工们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睡眠质量，长时间但低质量的睡眠效果可能并不如短时间但高质量的睡眠恢复的心理能量多。另外，如果员工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可以通过喝咖啡、合理地打盹、参与到团队活动中来恢复损失的心理能量。本文的局限如下：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局限于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人，没有考虑需要轮班以及上下班时间比较自由的人群。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于不同行业，不同行业的特性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但本文通过把员工上下班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从而尽量消除这种影响。另外，本文用的是主观问题测量睡眠数量和质量，这会造成误差。此外，我们没有进一步考虑晚上其他时段使用手机的影响以及用手机进行不同活动可能造成分别的影响。最后，本文没有考虑其他电子设备可能造成的影响。未来的研究方向如下：首先，学者们在选择样本的时候，可以只考虑某一特定行业的员工。另外，可以利用手环以及手机App来测量睡眠数量和质量的客观数据，也能跟踪不同时段用手机进行不同活动的时间。当然，未来研究可以把其他设备的影响作为控制变量。最后，未来研究可以探究睡前手机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