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公德观形成于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又萌生于梁启超广博的个人思想,是宏大的社会背景与梁启超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构成了梁启超公德观形成的社会背景。梁启超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有着广泛的接触,又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的作用,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是梁启超公德观形成的理论渊源。在公德价值观层面,梁启超对公德与私德进行了界定,认识到了公德与私德的区别与联系,也看到了公德的作用。在公德的培育层面,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让梁启超意识到公德培育的目标在于文明国家的现代新民与治心治身的修养人格。在梁启超看来,公德的培育内容包括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在具体的公德培育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既要采补西方文明以养成现代新民,也要淬厉儒家修身文化砥砺人格修养。梁启超的公德观蕴含着思想光辉与包容智慧,正确认识梁启超公德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能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启示。梁启超的公德观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能为东西方文化文明互鉴、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发展提供经验。梁启超的公德观出于社会现实与培育效果而进行的理论阐发,能完善当代教育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与教育环境方面的认识与实践。梁启超对于公德与私德及其关系的理解与公德观的理论构建也有助于实现当代社会中公德与私德的和谐发展、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共同展开以及推动道德兼具精神关照与工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