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天主教新兴的修会耶稣会趁航海大发现之便，秉重振天主教之雄心，一帆涉海，来到澳门，开始向西方传说中神秘而富庶的中国传播“上帝”的威名。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间，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广交朋友，积极传教，一度赢得了一批支持者和追随者，但是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却以被清政府禁止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天主教原有的“上帝”形象，以及相应的宗教教义，与当时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畈依了天主教的教徒理解的“上帝”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神人关系的理解方面，二者之间尤其具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本论文将运用传播学、符号学以及新批评之细读细析法，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的“上帝”作一跨学科的中西宗教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并主要通过对天主教入华原始文献中的“上帝”译名及其三个关系范畴，即上帝与世界、上帝与神佛、上帝与人的关系，由源及流、由名到实，来探讨“上帝”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一形象如何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传教过程中，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分歧，并进而揭示异同，探讨规律，彰显天主教唯一神和中国式上帝的不同特质，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深入认识，从思想文化渊源方面，挖掘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今后也决不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而言，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上帝”形象的分析，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的逻辑起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无疑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因此其所传播之“上帝”之原来面貌为何，这是本文展开探讨所首先需要理清的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圣经》中的“上帝”以及天主教特色的“上帝”两个方面展开。 中国人接受“上帝的逻辑起点：既然耶稣会士所传播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明朝之前的中国“上帝”的形象乃是我们所需清理出来的另一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中国古代信仰中的几个核心范畴“帝”、“天”、“道”以及“神”四个方面来进行。 源已廓清，第三章则是探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上帝”。此处的探讨将时时注意这一“上帝”与天主教正统的“上帝”之间的纵向对比，并兼顾其与中国传统中“上帝”的横向比较，以求凸显这一从西洋入华的“上帝”的特质。 第四章则将顺承前文理路，剖析中国受众对耶稣会士传播的“上帝”的接受情况。本章主要将受众分为皈依者与反对者来考量，但在皈依者部分也将兼及一些虽未皈依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上帝”表示出认可的友教人士的正面观点。而反对者中则将对所有反对西方“上帝”的呼声都加以考察。 最终，文章抽丝剥茧般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对人神关系的理解方面，与天主教思想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尽管当时有部分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形式上接受甚至畈依了天主教，但两种思想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传教活动最终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总之，中西神人关系的冲突乃是中国人忖度西方“上帝”时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不能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