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年～196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新闻工作者。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具有才华的作家、诗人、书法家以及文物鉴赏家。在他如此短暂的54年生命之中,其中从事新闻报刊活动就达三十年之久。解放前,他投笔从戎主办了《晋察冀日报》。解放后至1958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1958年后他调离《人民日报》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主编。在此期间,他先受邀在《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专栏《燕山夜话》,后又与吴晗、廖沫沙共同撰写专栏《三家村札记》,邓拓在此时撰写的许多文笔犀利、针砭时弊的杂文,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当时“酷暑里吹来的一丝丝清风,或者说是在沙漠中偶然遇见的一片片小的绿洲”邓拓从小就饱读诗书。由于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他青少年时期的就对文史地等知识涉猎极广,不仅系统地背诵过诸如《左传》、《史记》等历史作品,同样也在大革命的洗礼下读过一些诸如《新青年》、《饮冰室文集》的进步书报,最终形成他人生观基石的儒家的济世精神和马列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就是因为他身上传承着一种古代“士”的精神,所以也能解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毅然前往革命根据地投笔从戎,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办报,以笔代枪。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上出现“左”的偏差时,邓拓的自我使命、自我坚持与意识形态便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关系。1957年4月和1958年1月毛泽东两次斥责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随后的1959年2月,感到无所适从的邓拓便辞去了他《人民日报》社长的职位,临别时,他写下了一首非常著名的七律古诗,其中“文章满纸书生累”可谓是他当时心理状态的极致刻画,后来他还刻下了一枚“书生习气不可无”的图章。此时这种政治环境的极“左”化已经显现异常,邓拓对于这种政治气候既感到无可奈何又异常煎熬。1961年,当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邓拓又在《燕山夜话》上写了《一个鸡蛋的家当》、《主观与虚心》、《王道与霸道》等许多针砭时弊的杂文。但是随着日后国内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时,邓拓作为党内高层领导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1966年5月18日选择了以死明志,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害的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说,这位优秀的报刊活动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悲剧性人物。笔者认为,邓拓作为一名党内著名新闻工作者,他首先表现出的是其政治属性,其次是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古代传统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他从小饱读诗书,是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政治抱负参加共产党的。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受到过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熏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实现“士”的中国传统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他也许并不懂得马克思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为共产主义就是那种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国度,在此时他“士”的精神和他政治追求是合二为一的。自1956年开始,党内政策偏差与高层的政治斗争让他觉得“理想国度”变得开始残酷。这时,他骨子里的“士”精神与他的政治追求开始发生了冲突,他应该是当时党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关于邓拓新闻思想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本文不只是简单的描述和总结邓拓的办报思想,而是以微观历史学为角度,将邓拓不同时期的办报思想放入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当时政治氛围之下邓拓报刊思想与政治追求之间的联系,刻画出当时这位报刊活动家内心的挣扎与反复,并通过大量的史实探讨邓拓在新闻报刊活动的各个时期是怎样平衡他的“书生意气”和“政治追求”之问的矛盾。最后,笔者将对这位报刊活动家的悲剧根源进行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