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加入“不得诱使他人犯罪”条款,学界认为这是将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归入非法诱惑侦查的范畴内,而我国在实践中针对非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却一直以2008年的《大连会议纪要》的实体从轻为原则,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诱惑侦查的规制原则不符,也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通行做法不符,同时也违背刑事诉讼原理,本文拟借助现有诱惑侦查理论,立足于100余件案例分析,采取实证研究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同时以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作为借鉴,对我国诱惑侦查法律后果的完善提出基本构想。全文除引言外共四个部分,共31000余字。第一部分是对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讨论。本文首先对我国学界通行的二分法作出批判,并提出诱惑侦查应当以合法与非法作为其分类标准,进而引出之后要说明的非法诱惑侦查标准问题,在这部分本文对学界针对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问题作出总结,并提出我国应当的标准。第二部分对我国存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案件的实践情况进行考察,本文以“本院认为:存在犯意引诱”为关键词,对检索到的案件逐一筛选,最终选取了101个我国法院认定该案中存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案件。通过对裁判文书分析后本文发现实践中对存在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的案件的法律后果是依照《大连会议纪要》中的实体从轻为原则,同时分析出采取此做法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相关规范的不完善;其二是司法理念的未跟进。第三部分对域外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非法诱惑侦查法律后果进行分析总结。详细阐述了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有关非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第四部分首先需要为非法诱惑侦查设置法律后果的原因。之后对我国非法诱惑侦查法律后果提出改革措施。具体从两个角度阐述,第一是在当下法律框架之内的非法诱惑侦查法律后果的改革构想,主要是从排除非法证据以及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两个方面实现。第二是在未来对非法诱惑侦查法律后果完善的构想,主要针对受诱人本身是否存在犯罪意图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如受诱人本身不存在犯罪意图则应当采取终止诉讼的法律后果,如受诱人本身存在犯罪意图,则应当采取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