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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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它由草原帝国崛起,并在入主中原后实现了包括边疆地区及各民族在内的、继隋唐之后的第三次大一统,正式进入中国正统王朝序列。元代不仅使中国的华夏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崇儒兴学、推行“汉法”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文化传统。所以,作为官方哲学及宋明理学过渡和转折的元代理学,是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值得期待的研究意义。就目前来看,尽管学界对元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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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它由草原帝国崛起,并在入主中原后实现了包括边疆地区及各民族在内的、继隋唐之后的第三次大一统,正式进入中国正统王朝序列。元代不仅使中国的华夏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崇儒兴学、推行“汉法”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文化传统。所以,作为官方哲学及宋明理学过渡和转折的元代理学,是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值得期待的研究意义。就目前来看,尽管学界对元代理学研究长期忽视的情况有所改变,但元代理学还有历史使命、群体现象、时代特征、学术演变等问题尚有探讨和研究的空间。仕隐之间的政治抉择。蒙古铁骑入主中原的战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矛盾、蒙元与南宋政权的对峙等复杂历史背景,必然导致当时理学家对夷、夏关系的重新考虑。是该“严夷夏之防”,还是该“用夏变夷”,是该出仕新朝,还是忠于故国,成为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时代问题。而面对外族统治政权的既成现实,不得不为蒙元统治政权合法性辩护的责任也摆在元代理学家们面前。出于不同立场和态度,他们做出了为“行道”而出仕与为“尊道”而隐逸的抉择。但不管是出仕为官,还是隐逸乡间,“道”始终是他们共同的旨归,这也是理学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得以接续与传播的基础。华夷一体的文化认同。元代,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原政治打破了地域、民族的疆界,经过与草原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的大一统局面。显然,在这场文化整合中,既有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元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接受与吸纳,并最后融入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又有华夏汉族在接受这个少数民族政权过程中,对其进行的文化影响与征服。并不因其所处地域,并不强调民族,而是从文化认同上承认这个王朝历史继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对于当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道政合一的政治认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权力的确立,都要解决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对蒙元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上,元代理学家利用道统与政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特点,通过道政合一的主张,重新对理学道统进行构建,将儒家学统与元廷的政统紧密联系了起来。由此,他们既证明了元廷政统的合法性,又使统治者接受了儒家的道统,并推动理学成为官方学术,确立了其在元代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元代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确实使理学的地位得以提升,并得到充分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理学是作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存在,其官学化是道统服从于政统的产物。和会朱陆的学术认同。程朱理学在宋代并未按其逻辑和可能充分展开,反而在元代上升为官方哲学。这是由于元代理学家注意到朱、陆之学愈发明显的流弊。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也定会影响理学作为官方学术地位的巩固。所以,在元代中后期,朱、陆后学大多主张打破门户、去短集长,使得“和会朱陆”成为一时思潮。尽管元代理学的基调始终是“宗朱”,但心学也在朱陆和会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发展,为明代心学的鼎盛做了铺垫。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凸显元代这一由宋至明的历史过渡时期,结合出仕与隐逸两大理学家群体,聚焦夷夏之辨、道政之辨、朱陆之辨三个时代问题,对元代理学进行再梳理与研究,探寻其在理学发展中的学术意义,并阐明其对现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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