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文明推动的,它是市场经济、现代传媒和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主要包括影视、广播、网络和报刊杂志等。广义的大众文化除了上述传媒文化形式,还包括人的饮食起居、婚庆等仪式、穿戴等时尚、体育比赛、青年亚文化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大众文化的形式将还会不断出现。也就是说,广义的大众文化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的出现远远早于狭义的大众文化。本文主要从广义的大众文化角度来研究大众文化场的。那么谁是文化“大众”，按照西方学者的视野,大众是现代都市市民,即城市市民是大众的主体。但是在当代中国,完整成熟的现代市民社会还未出现,中国还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按照西方学者的视野,中国就未曾有文化大众,或者只有很少的文化大众。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当代中国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在逐步形成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在大大提高,中国农民也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消费者,电视是目前农村最主要的传媒大众文化形式。所以,研究大众文化不能否认中国的农民大众也是大众文化的主体成分。另外,大众与精英也不是个绝对可以区分的概念,精英有时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沉迷于大众传媒娱乐,他们也就成为了大众。　　意识形态和权力是大众文化研究的核心话语,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不能只研究它的娱乐性,任何文化都牵涉到政治和权力问题,大众文化是微观政治和微观权力。　　在现代大众文化研究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大众文化观: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和结构主义者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等理论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他们把大众文化当作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实现了对民众的控制和欺骗,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及“单向度的人”的出现。而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认为,主体是资产主义意识形态“询唤”的产物。人只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这样,阿尔都塞把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观念消解完毕。在他眼里,人不是能动的主体,只是资本主义文化建构的产物。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另类本雅明和文化主义主要代表威廉斯等却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前者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是艺术上的一场革命,而后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人阶级大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方式。这一派面对大众文化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显然,以上两种大众文化观都犯了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错误。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推动,实现了文化研究上的转向——转向葛兰西。转向葛兰西其实就是回到葛兰西,因为葛兰西的文化理论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远远早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大众文化观,更早于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思想,打破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对立(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霍尔的“连接”理论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随着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推动,文化研究中的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现象进一步动摇。　　葛兰西转向后,大众文化研究开始重视消费领域。但后现代主义者费斯克却把消费推向了极端,从而忽视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方面,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费斯克过于强调在消费中大众的积极主动性而忽视资本主义体制方面,由于对大众文化一味唤呼,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文化民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祭主”鲍德里亚,在面对消费社会的仿真和拟像时,抱绝对悲观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在消费文化和仿真文化面前将在劫难逃。费斯克和鲍德里亚没有摆脱对大众文化的偏见。　　其实,大众文化是个复杂的场域,一直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张力之中。作为一个权力场,大众文化是个角力场,它是控制与反叛的场域。一方面,从控制之维来看,大众文化是控制与规训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认为,大众文化对民众的控制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布尔迪厄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符号暴力;哈贝马斯认为,由于权力和金钱对公共领域的侵入,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大众文化已经不是民众平等交往和传递信息的手段,而只是变成一块媚俗的商业领域;而福柯把大众文化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的微观权力,正由于大众文化的无处不在和对人的世俗需要的关怀无微不至,导致了大众文化对人的规训。另一方面,从反叛之维来看,大众文化作为权力运行的复杂场,它又是民众自娱自乐和反抗社会体制的场域。本雅明、麦克卢汉、霍尔、德塞图和费斯克等为我们展现了积极主动的大众形象;不少青年亚文化研究专家指出了青年亚文化的政治潜能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上的反抗;而日常生活领域也充满了对体制的反抗,因为广义的大众文化包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如果说压抑论者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日常生活是个全面物化的领域,那么日常生活反抗论者则认为日常生活是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场域,而且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先锋艺术家和通俗艺术生产者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线推到了崩溃的边境。　　在全球场域中,文化全球化将不是大众文化的同质化,也不是文化多元相对主义的文化多元化。文化全球化场域中的大众文化将是一个辩证的多元文化统一系统,将是杂交文化的出现。因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同时强势文化会遭到弱势文化的抵抗和反叛。全球场域的大众文化是控制与反叛,冲突与融合的辨证统一体。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众文化处于从国外引进阶段,90年代开始,中国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使中国大众产生了积极的反叛和解放作用: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大众政治态度的形成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民主化形式,它打破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并存的垄断话语;同时,大众文化适合了中国老百姓的人性和本能,造成了对传统一元政治话语的解构。当然,随着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中国的大众文化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和媚俗化。当代中国,消费社会已初见端倪,大众文化对大众的负面控制作用开始展露: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必然会导致当代中国人消费的异化;在消费社会中,媒体对人的全面操控已经显露;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将导致大众的麻木和失去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当然,中国毕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文化精英的引导,由于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监督检查和法规政策的约束,大众文化纯粹追求商业利益而不顾艺术审美倾向的行为将会得到遏制。从整体上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向着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的。从发展趋势来看,21世纪中国的大众文化将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和谐共同发展,中国文化将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