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人民文学》的“百花时代”也随之到来。在1956年-1957年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文学》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创作题材的拓展、叙述立场的转变、叙述方法的丰富三个方面。“百花时代”《人民文学》小说,创作题材类型上有所增加,故事人物多元化,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已经不再局限于工农兵,知识分子、“落后”农民、地主开始成为作品主要的写作对象。作品的叙事范围扩大,爱情婚姻进入作家写作范围之内,作品中出现对人物身体行为和情欲的书写。作家的叙述立场发生了从赞美到批判和揭露,从批判到理解与关切的转变。对待同样的人物,在“百花时代”的作品中,作家所持的态度与以往是不同的。另外,从叙述方法上来看,“百花时代”《人民文学》中的作品运用的叙述方法更为丰富。在叙述人称上,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与此前的作品并无不同,普遍选用第三人称叙述。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叙述人称则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讲述知识分子私人生活和反映个人在道德伦理层面思考的作品,作家通常选用第一人称叙述;而反映社会问题,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作品,则选用第三人称叙述。在“干预生活”的作品中,作家运用对照的方法来建构作品的意义,彰显批判和揭露的叙述立场。总体来说,“百花时代”《人民文学》小说较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我们能够从多方面感知到,此时作家的创作仍旧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即便如此,“百花时代”的《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文学中仍有其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