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地处中朝边境核心地带,与朝鲜隔江相望。从长时段来看,双方自朝贡贸易确立以来,民间贸易在此之下开始活跃,并存续至今,但随着朝鲜于2006年宣布开展朝核研究计划,丹东对朝民间贸易在联合国对朝经济制裁影响下产生重大转变。本研究即以此为背景,关注在动荡多变的贸易环境下,丹东对朝小额贸易商在贸易实践中行使何种贸易策略;地方社会文化特质与具体贸易实践有何关联以及对丹东对朝贸易互动的全面考察之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东北亚秩序格局有何意义。本研究首先从长时段考察了丹东对朝民间贸易互动的历史过程,认为双方长期贸易互动中所呈现的不规范、不稳定的贸易特质对当下贸易互动具有直接影响。进一步考察自1992年至今的丹东对朝民间贸易发展历程,可见对朝贸易形成了“朝鲜商社——贸易商——生产厂家”的对朝出口贸易链和“朝鲜商社——贸易商”的对朝进口贸易链;确立了以粮油、机械设备、塑料制品、化纤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格局,及以矿产、水产、服装与土特产为主的进口贸易格局。但在国际制裁后,这一原有贸易格局被打破,“欠钱也得做”和“钱货两清”构成了当下对朝贸易的基本原则。具体到不同贸易实践中,可以看到贸易商在语言使用、朝韩文化空间打造以及商贸组织运作等方面的互动特点。在贸易策略上主要表现为“舍近求远”的贸易选择、贸易身份灵活切换、以情义代替规则的矛盾化解方式、互利式邀请以及跨国讨债方式。通过全面考察贸易策略,可见其在具体实践中并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是遵循在保障一定贸易利润的同时,注重维系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以及双方建立的情义认同。此外,对情义、关系的强调也体现在贸易商与海关的人际交互中,海关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既是双方贸易互动的实在边界,也是贸易商的认知边界。贸易商对海关权力的不可控既形塑了其对海关不可知部分的想象,亦使其常常主动与海关建立熟人关系。贸易商在日常互动中对关系、情义的言说与强调与丹东在东北单位制转型背景下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交往模式与贸易环境等客观条件的整合紧密相关。同时,对熟人关系的运用不仅体现在对朝贸易互动,还包括非正规贸易实践,即走私贸易和欺诈行为。这两种实践模式分别依靠稳固的熟人关系网络以及本地人与外来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展开。非正规贸易运作需要参与者具有跨文化身份或能力,这是贸易互动在不具备法律保护的前提下而顺利实践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本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丹东对朝贸易互动。第一,结合丹东的社会文化转型来看,贸易实践中对情义和关系的强调与丹东国企改制后弥散于整个社会中的熟人依附型社交模式与贸易需求互相结合直接相关。第二,从东北亚内部秩序来看,丹东对朝贸易既构成了从微观理解中朝关系的视角,也从微观层面体现了东北亚视野下动态不均的内在矛盾与多重文化间的融合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