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研究对了解先秦、汉代医学史乃至整个中医学史的渊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扁鹊医学的特点是诊脉和望色合参。从《史记》、《难经》及《脉经》等古籍中的扁鹊医学相关描述看，早期的诊脉法与经脉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之关系。从针灸出土文献亦可看出“脉”之病候与具体诊察手足“脉动”而获得的“脉象”都是融为一体的。在扁鹊医学的影响下，古人在诊脉基础上进行或灸或砭石或针的治疗，可能是使时人进一步发现身体上下经络腧穴联系的重要原因。经脉系统从雏形至成熟，诊脉在理论与实践中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史料与考古发现来看，扁鹊医学具有强烈地方文化的特征。扁鹊在微山两城等地汉画像石中的“扁鹊针灸行医图”均有着“人首鸟身”的形象，这是东夷古国与商民族鸟图腾崇拜的遗迹。众多文献与文物显示鸟图腾与太阳、风、方位及时令都有一定关系，而这种自然崇拜和早期中医学的起源与发展也有密切联系。　　 继承扁鹊脉学的淳于意为山东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以山东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是砭石出土最多的地方;近年来考古发现又显示山东泗县是生产砭石的重要发源地，这与《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城，……其病皆为痈疡，其治以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的记载相契合。由此看来，鸟图腾文化、砭石、文献记载的针灸术以及扁鹊传说都盛行于东方沿海一带。这意味着扁鹊医学由原地方文化影响下的医疗技术，逐渐发展壮大并与其他地方医疗技术共同融入后世中医学的主流之中。　　 不少学者注意到汉画象石中的扁鹊图像应该与当地鸟图腾文化有关联。这些半人半鸟图像只被发现于燕齐一带。由这一地带具有悠久鸟图腾文化，及本地方士文化与术数文化相继盛行并对中原文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事实来推断，一种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医学亦产生于此地，并很可能对后世的中医学影响甚巨，应该不仅仅是巧合。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研究中所反映的中国早期医学更丰富更多元化的面貌，可以较有把握地说，这种地域文化对孕育诊脉和针刺为主的医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样的涓流汇海的发展规律也并不奇怪。在交通与文献交流不方便的古代，技术与思想往往是先在某个小地区发展到很成熟的状态，再随着条件扩大到别的地区。扁鹊医学便是地方文化的产物，到了汉代，其思想与实践逐渐被融合到经典化的《黄帝内经》中。　　 现今我们只能从仅存文献的蛛丝马迹追溯与描述扁鹊医学这一历史上的医派巨擘。《史记》记载:“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又，“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这两句告诉我们扁鹊是精通方技、术数和脉的人，这应是我们研究扁鹊的启发点。从古籍目录书《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的记载看，医经七家，即《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显然，《汉志》将“扁鹊”视为当时的重要医学“家”，与“黄帝”并列，而没有加以高低的判断。至今，扁鹊的医学并无传世比较完整的著作，只能从《史记》、《难经》、《脉经》等经典看出片段性的记载与痕迹。　　 《史记》比《汉志》早接近两百年，而前者提到几种“黄帝”和“扁鹊”的医书。这点说明《汉志》所记载的黄帝和扁鹊的书是反映当时托名于圣人的世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叙述淳于意从公乘阳庆接受“禁书”或“禁方”，包括黄帝、扁鹊《脉书》等，这些书到底和《汉志》的《黄帝内外经》与《扁鹊内外经》有何关系，现在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叙述仓公收“（阳）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也没有说，“黄帝、秦越人之脉书”，因此推测不是指代号为扁鹊的秦越人，而是指“上古”的扁鹊。我们依照目录学和其他史料，可以了解“扁鹊”是一种文化符号，其性质或者说文化意义和“黄帝”相似。　　 史料说明今天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多元性的、综合的医书，而我们仔细研究后，不能得出结论说其医学有一种直线性的“进步”或“完善”。《黄帝内经》伟大正好在于它是结合、并立多种医学理论，而不是因为此书能成为一种特别整齐、没有内在矛盾的医学体系，甚至我们牵强附会将它作为中医的唯一的“理论基础”，反而是忽视它最大的价值。虽然扁鹊医学早已被融合到今天“经典化”的医经内，但我们根据上古文献的有关记载，还能够分析出当时人强调“扁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