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经济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等问题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阻碍。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探讨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是“公平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当前,政府调控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尽可能的调节不公平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而前提条件就是客观合理的测量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了收入不平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机会不平等的环境和努力因素,为缩小机会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以期实现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包容共享性增长。本文采用2008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首先利用随机占优法对机会不平等进行“有无判断”;其次,借鉴Brunori et al.(2018)基于事前功利主义角度的回归树方法,识别环境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参数方法对Mincer(明瑟)收入方程进行回归估计与Shapley值分解,进一步,把努力因素纳入机会不平等的理论分析中,通过方差分解法比较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下环境和努力的贡献度,检验努力因素是否对机会不平等有消解作用。结果发现:(1)整体分析,我国机会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2008年-2015年的机会不平等指数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的波动趋势。尤其是2015年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为34.85%,远低于年平均机会不平等指数39.58%,可见我国的机会不平等具有缩小趋势;(2)路径分析,在影响机会不平等的环境变量中,回归树的根节点是选取的所有环境变量中最强烈拒绝机会均等原假设的因素,以此作为回归树的分裂点,其他环境因素在确定的根节点处依次分裂、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机会不平等。(3)具体分析,地区变量和户籍变量是对机会不平等影响程度最大的两个单因素,年均贡献度分别为10.00%和8.68%,如果考虑家庭背景变量综合影响,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个变量的年均贡献度之和高达11.34%,可见“拼爹”现象并非空穴来风;(4)进一步分析,如果把努力因素纳入Mincer(明瑟)收入方程。结果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体获取高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再通过方差分解法比较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下环境和努力的贡献度,又发现环境变量不仅可以直接影响39.58%的机会不平等,还通过作用于个人教育进而间接影响了14.82%的机会不平等。因此,努力因素可以对环境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