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乃至百余年间，对中国法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总是固执而持续地寻求着西方经验和知识支援。不可否认，这些舶来品曾经，甚至依旧在为中国法学发展和法制/法治建设提供某些现代化指引。但在中国重新进入世界结构的40年间，处在深刻调整中的世界与处在深刻变革中的中国，实然都已经有了全新的历史定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转型期的中国法（无论是中国法学还是中国法制/法治）似乎依旧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某种含混不清，也面临着本土与外来的艰难抉择，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依旧缺位。从“理想图景”蕴含的“理论判准”和“方向”作用来考察，实质上涉及到的就是原理与方法论的问题，亦即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问题。
　　要在新的历史时空下填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缺位，走向“主体性中国”，而不是继续以“西方范式”来评判中国和中国法，推导出的结论必然是中国应该存在某种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和切合中国实际的法律方法，而从《老子》中我们或能觅得这种“中国方案”。《老子》从“道”的本体论出发，以其卓尔不凡的对法律的理解与阐释在中国传统法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基于“道”的特性，《老子》始终对主客观之间的对立持否定态度，也对经验世界的有为法则加以毫不留情地批判，本文将其概括为“无为”的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本文从“道”论出发，以历史学和哲学解释学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之以比较研究法为补充，并以文献分析和法理解析有机结合进行阐述，力求客观地梳理、总结出《老子》中“无为”的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再以《老子》中一些具体的政治观念反证之，以增强其说服力和可信度，进而从中汲取营养，重新审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乃至确信不疑的现代理念和原则，探索传统经典向现代转化的一种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