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胡安国《春秋传》的方法和大义。第一章讨论胡安国之前春秋学,首先是春秋观上“《春秋》经说”和“《春秋》史说”这两种互相反对的观点,。“《春秋》经说”以经所记之史实阐发儒家“王道”政治的观念,而“《春秋》史说”则以为《春秋》为信史而非经,没有孔子的微言大义;相应地在解经方法上“《春秋》经说”重在发掘其微言大义而以义例(公式)解经,也用灵活的从变从义的方法解经,而“《春秋》史说”则更侧重用史事来解读经典。这两种对立的看法其实是知识和价值之紧张的表现。第二章讨论胡安国的《春秋》观。胡安国在《春秋》之“经”和“史”之间,从而知识和价值之间,采取了兼取的立场,一方面认为《春秋》所记是史实,同时又认为圣人是“以鲁史而见王法”,即“《春秋》立文兼述作”(隐公元年胡氏传)。胡安国寓经于史,经史一体的春秋观,也直接影响了他自己的治学观点,即史实和大义,知识和价值并重。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胡安国的解经方法。胡安国对三传有很深的研究,他继承了义例解经的方法,并且还有所创新;其次也继承董仲舒“从变从义”的方法,于不同的史实之中解读出全新的经义;从中唐啖助、赵匡、陆淳之后,对三传的看法大变,解经方法也随之而变,主要就是从专主一传,变为弃传而从经,然又兼采三传,在胡安国这里,主要是“事取左氏,义兼公毅”;同时还兼取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其经义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第五章开始为下篇,讨论胡安国《春秋传》所阐发的大义。第五章讨论胡安国的尊王思想。《春秋》三传都倡言“尊王”,然而“尊王”之说,内涵颇有不同,从孔、孟乃至公羊诸家,所尊者为“王道”,也有人则尊王权。胡安国之尊王并非为王权张目,他继承伊川之说,重在尊王道,即天理,并以此来制约王权,故而可以批评人君。第六章讨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灾异之说。《春秋》灾异之说是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看似封建迷信,荒诞不经,不过其本意,不外以天变警戒、制约王权。胡安国承《春秋》各家之学,颇重灾异之说。他重视天人感应,认为凡灾异都是由人君失德失政所致,人君若不能修德,则必有国亡身弑之祸,从而要使人君“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同时也认为“以人胜天,以德消变”。胡安国的灾异之说在系统性上不及公羊,不过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重视灾变而重民命,强调人主分灾救患之职。第七章讨论胡安国经(原则)权(权变)之说。胡安国吸收唐末五代之乱的教训而尊王,所以也强调谨戒权臣。所以于公羊经权之说,多采取否定态度。但是他并不反对大臣行权,而是强调行权要守经(原则),同时又很潜隐地突出大臣的职责。第八章讨论胡安国《春秋传》的夷夏之说。胡安国继承传统夷夏观,以礼义为夷夏之辨的标准。但是又在危亡之际,所以不强调以夏变夷,而是强调攘夷,并突出强调公羊“大复仇”大义,力主加强武备,恢复中原。第九章结合后人评论,讨论胡安国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肯定其方法的开新,和结合现实阐发大义的诠释向度,也指明其解经的疏阔和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