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脚步,经济增长方式从原本依托资源、能源驱动的粗放型不断向创新创业的集约型转变。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被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产业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中重点培育的对象,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驱动力。但由于科技产业自身的高风险性与高不确定性阻碍了大量商业资本向科技产业流动,其发展迫切需要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因此,政府不断加大对科技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力求为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根本的保障。不过尽管政府十分重视科技产业的发展并且不断增加财政科技的投入,但现阶段财政支持下的科技产业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较为突出的便是国家对财政科技支出的管理缺乏统一有效的效率评价,这可能会使得有限的财政科技支出未能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并进一步导致科技产业研发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其次,即便近年来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科技支出进行了效率评价研究,但由于研究并未涉及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因此没有能够进一步就如何提高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提出合理的建议。基于此背景,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财政科技支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在对财政科技支出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财政科技支出对科技产出效率影响的理论模型,为本文自身搭建了理论核心;其次,对我国科研制度的改革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对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现状进行了分析;再次,选取我国28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对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进行了效率评价,并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结果中所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理论假设,运用Tobit模型对我国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我国当前实际,对如何提高我国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随着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的增加,我国财政科技支出效率13年来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后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增长停滞,且在2013年后,受国内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我国的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有所下降。(2)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且均为东部地区效率值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效率值。(3)我国东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规模效率低下是由于现有规模超过最优规模造成的,而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无效率的主要原因则是其现有规模未能达到最优规模。(4)2002~2014年13年间,多数省份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是增加的,但仍有部分省份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有所降低。在财政科技支出效率下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效率下降主要是受到规模效率下降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下降则是纯技术效率低下和规模效率下降共同影响的结果。(5)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7-2008年和2008-2009年两个时期的TFP值有短暂衰退,且前一时期TFP值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严重的技术退步,而后一时期TFP值衰退的主要原因则是效率的恶化。(6)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为正。(7)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其地区因素对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为正。(8)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对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为正。(9)地方政府规模对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但其影响并不显著。(10)地区教育水平对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但其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1)优化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首先,政府可以从加大财政资金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放力度、为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企业提供政策优惠以及引导高校科研侧重于基础研究三个方面来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其次,政府可以根据地区发展的优势和特色确定财政科技支出在地区支持的侧重点,发挥地区的资源优势,并加强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联系,让地区间的资源流动起来,以此缩小地区间的差异。(2)促进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第三产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此来提高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为资源配置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最终提高财政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效率。(3)进一步提高地区政府的财政自主权,由对地区发展现状更为了解的地方政府来决定财政资源的配置结构和规模,以此提高财政科技支出效率;同时完善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管制度,以此杜绝财政放权同时腐败的滋生。(4)遵循科研运行的规律,从财政资金管理和产出目标管理两个方面来改进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管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