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译作语言层面的研究上,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逐渐开始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关注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投射到翻译研究上的影响。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以往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弱势文化文本进入强势文化时,异化、阻抗式翻译、突出差异的翻译策略才是抵抗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构建民族身份的选择。若将翻译放到后殖民主义翻译的角度进行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和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和扩展。在强调文化霸权和权利差异的后殖民语境中,任何一种翻译策略都被赋予了后殖民的内涵。译者根据自身希望达到的翻译效果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造成不同的社会结果和反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论语》是中国典籍中的杰作,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世界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较多语种的《论语》译本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迄今为止共产生了约一百个《论语》英语全译本或节译本。理雅各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的《论语》译本在西方国家一直被公认为标准译本,但也体现了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刘殿爵是新中国成立时期杰出的教育家和翻译家,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对西方语言的精通翻译《论语》,他的译本被称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被誉为译坛权威之作。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以理雅各(1861)和刘殿爵(1979)的两个《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分析和归纳法试图探讨两译者在翻译论语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并进一步研究两译者翻译《论语》所采用的翻译技巧的异同以及何种翻译策略才是抵抗强势文化霸权的有效手段。本文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对《论语》中42个实例的翻译对比分析得出如下主要发现:(1)理雅各和刘殿爵两位译者在翻译《论语》过程中体现出极大的译者主体性。宏观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人不同的翻译目的,文化身份和读者意识。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论语》中的一些专有名词,虚词,数词,句子结构还有一些物质文化,宗教文化,儒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文化负载词的不同翻译处理方式。(2)在翻译《论语》过程中,理雅各大量地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努力使自己的译文在形式和风格上与原作保持一致,以便为目标语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尽可能贴近原作的文化信息。然而,理雅各作为英国传教士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论语》译作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而且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理雅各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时有一些误解,也导致他的译本存在一些误译的地方。与理雅各不同,刘殿爵更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对西方语言的精通,刘殿爵的译本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论语》中的文化原貌,更凭着简单易懂的语言使自己的译本被更多的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3)当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时,归化和异化策略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殖民或反殖民的手段。归化策略的采用并不总是为了迎合西方文化霸权,它也可以成为抵抗西方强势文化的有效手段;同样地,异化策略的使用也并不一定是为了抵制西方强势文化,它也可以成为实现强势文化霸权的工具。归化与异化策略均可以成为一个优秀译者采用的互补的翻译策略,服务于特定的翻译目的。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部分,简要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文章的基本结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简述后殖民翻译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译者主体性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论语》英译本相关综述。第三章介绍语料搜集和研究方法,简要介绍《论语》,两位译者和他们的译本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四章是语料分析。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选取42个实例来对比分析两译者在翻译《论语》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宏观层面,笔者主要从翻译目的,文化身份和读者意识三个方面去分析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微观层面,笔者主要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去分析。第五章是对两译本翻译技巧及策略的总结,并讨论何种翻译策略才是抵抗强势文化霸权的有效手段。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总结本研究的发现,启示以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