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叶以降,在时代洪流挟卷下的女性作家成为台湾小说文坛上的“新女声”,她们打破了以男性为主的审视视角,用细腻的笔触来呈现女性的生命经验与感情境遇。苏伟贞的创作不仅贯穿了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成熟的各个阶段,而且以其丰厚的创作数量和独特的创作品格参与到台湾当代文坛的建构中。最重要的是,她的创作映射了台湾文坛的风云变幻,从80年代初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到解严后对“国族书写”的涉入,她的小说总与当时的文坛潮流遥相呼应。苏伟贞作为台湾新女性主义的代表,眷村和女性是其一直关注的题材,并且她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自我突破和超越,对两者的思考深度及叙事艺术也在不断深化。可以说,苏伟贞创作轨迹的变化,不仅是作家个人创作的成熟,而且也代表着女性在不断变迁的台湾社会中对自我、自身社会位置所进行的逐步深入的思考。从回望眷村生活的书写到由对女性命运的重新阐释,其间涌动的女性主体意识逐渐形成。不管是眷村女孩的叛逆与追觅,悲情英雄的成长与出走,还是女性的情欲自觉与自主,乃至“雌雄同体”的自我完整,女性主体意识由觉醒、自觉到强化,直至超越性别到达角色双性化,从而使得她的创作在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独树一帜。这与她租书店的文学启蒙、眷村的成长经历以及战校生涯有着密切的关联。“雌雄同体”是她在背弃国族书写之后,对性别政治的另一种思考,超越既定的性别意识；由两性之间焦灼的关系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审视,表现出对人性本真的尊重；反通俗的书写策略,以创作体例的挣脱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反抗。“雌雄同体”虽然蕴涵了人类追求性别意识真理性的合理因素,但把这一观念落实到社会现实环境中,还是具有较多理想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