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蕴(1569-1641)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文人。本文以郑蕴的生平和思想为基础,以研究其文集《桐溪集》中所收录的汉诗作品为主要内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挖掘其诗作所蕴含的深层儒生精神,剖析其创作的审美特征,探源其汉诗中的中国元素,力图阐发中朝文化交流中郑蕴的独特位置,为中国诗学在朝鲜朝文化中的深远传播增添又一佐证。本文共将分为五章综合研究郑蕴的汉诗作品。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将中外学界对郑蕴汉诗的研究现状进行资料整理和现状评述;阐述郑蕴汉诗研究的意义价值,确立研究方法。第二章分析郑蕴汉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对郑蕴基本生平进行考评,知人论事,概述其汉诗的基本创作动因。朝鲜朝中期统治阶级分化、党争士祸频发,加之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爆发,朝鲜朝社会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郑蕴的政治生命也因时局影响而起伏不定,44岁方进入仕途,又因坚持义理,直言进谏先左迁镜城,后流配济州;此外郑蕴师友关系也深刻影响他的命运和文学创作;另外在学问方面,郑蕴继承岭南地区的南冥学派“敬义”学风,发展出以“敬”为中心的修已之学,和以“义”为中心的治人之学;同时郑蕴有别于其他庆尚右道学者,难能可贵地接受了退溪派的学风,重实践的同时不轻著作,可谓推动了朝鲜儒学的新发展。第三章将立足于汉诗诗作,结合诗歌是“生命需求”、“诗缘情”等诗歌理论,分析郑蕴汉诗的思想内涵。首先,郑蕴汉诗中有很大比例是以恋君忧时,体察民苦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出了儒家思想对郑蕴的深刻影响,也是朝鲜中期新兴士大夫文人关注民生诗歌创作的典范;其次,坎坷身世成就了郑蕴的修身之路,身为儒生,郑蕴时刻注重“反诸求己”,遭遇挫折不怨责他人,创作了大量自我警醒之作;此外,对儒家思想和性理学的践行还表现为他在流配期的艰苦条件下不放纵恣睢,创作了一批反映儒生本色,以“岁寒忍苦”为内容的诗作;但郑蕴并不是古板的道学派,他的诗作中还有反映对慈母、兄弟、妻子、儿子深刻思念,身体力行儒家孝悌等家庭伦理的作品;在此之外,郑蕴诗作中有20余首描述“丁卯”“丙子”胡乱期战争进程、战略决策,反映朝鲜朝大臣对战争的态度的作品,是研究朝鲜朝对外战争十分难得的汉诗类型史料;朝鲜朝最终在与清的战斗中失败败,与清合议,同意藩属清朝,郑蕴闻讯含恨归隐,这时期的诗作充分体现了以其为代表的朝鲜朝“斥和派”大臣“对明义理”主张失败的无奈、苦涩心境。第四章分析郑蕴汉诗的审美特征。郑蕴的汉诗创作中,物象入诗是其一大特征,在其汉诗中有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代表的植物类物象,也有蟋蟀、大雁、猿猴等动物类物象,以及云、雨、雾、月等自然类物象,通过自然景物的移情作用,郑蕴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情思意志,也拓展了诗歌的意境之美;此外这一章中笔者将通过对郑蕴汉诗创作所体现的悲情之美及对其和缓、曲折抒情言志方式的考察,首次提出郑蕴诗歌“温柔敦厚”的风格特征;并分析了郑蕴诗歌在用韵、声律等方面的艺术特征。第五章,以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元素为切入点分析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元素,通过分析其汉诗中出现的诸贤圣子、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隐者处士类人物事典,可以看出郑蕴对中国历史、政治、哲学的深刻理解;而郑蕴汉诗中的语典出自《诗经》、《论语》、《孟子》等典籍,也出自屈原、杜甫、韩愈、文天祥等历代文人骚客,可见其对中国文学崇敬之余以达到融汇贯通的境地,而其对典故的选择方面,也深见身为一名儒生。最后为结语部分,综述全文并阐发意义。郑蕴作为一位政客,诗歌创作既非他的本业,诗家身份也并非他的人生追求,在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社会实践中,诗歌成为他酬唱应答、感时忧愤、遣怀抒情的重要手段,也起到了反映所在时代多元、丰富、深刻的朝鲜中期士林派儒生形象的作用。郑蕴汉诗作品虽丰,但是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文学观的言说,纵观郑蕴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观念;其对退溪学派和南冥学派学问的继承与发展,则又体现了朝鲜朝特色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是“程朱理学”在朝鲜朝的新重构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以郑蕴为代表的士林派士大夫文人的文学创作是朝鲜朝的古典儒学朝鲜化的一个经典文学案例,而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深层接受与创新,有利于为今日构建和谐稳定的东北亚文化区域环境提供历史、文化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