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独篇成书，与《论语》、《孟子》、《中庸》等一同构建了儒家“四书”体系。该书之所以能从浩淼繁多的儒家典籍中脱颖而出，成为理学家们争相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其独具清晰与模糊“两重性”。就境界而言，《大学》从不同的层面明确了儒家圣贤的价值理想——“内圣”与“外王”。就工夫而言，该书关于价值理想的勾勒无疑是粗线条的。如何实现“内圣”“外王”，在文本中很难直接找到答案，仍待后儒进一步阐释与明确。围绕《大学》的解释之争，也构成宋明理学发展的一条主线。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理学总结期的代表人物王夫之，均十分关注《大学》文本的解释问题；而从《大学章句》与《大学训义》中，亦能反映出朱子与船山的哲学旨趣。关于船山与朱子思想的关系，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具体说来，《四书训义》虽对《四书章句集注》推崇备至，却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如此一来，其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更加晦暗不彰、难以拿捏。愚暂将一孔之见辑录如下：“内圣”方面：船山继承了朱子“以心修身”的哲学思理，但认为“心统性情”的说法太过笼统，后世学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容易引起偏差。尤其是偏狭之人，将“心”与“意”混同。如此，则经文中的“正心”与“诚意”就很难区别。船山明确了“诚意”的要旨在于为善去恶，而对于善恶的认知来源于“格物”、“致知”。船山虽认同朱子将“格物”作为道德修养的最初环节，但亦鉴于“格物”容易堕入“支离事业”的恶果，汲取了陆王心学“先立乎其大者”的“简易工夫”，为“格物”找到了根基——“止于至善”。此可谓辩证吸纳了程朱、陆王各家之精义，“去短集长”，将对“心物之辩”的思考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外王”方面：船山有意扭转自宋以来，尤其是明代理学重“内圣”而轻“外王”的思想流弊。“天下”是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最高理想，天下太平亦是朱子与船山共同关注的议题。“天下”，就形式层面而言，关乎“上下四旁”。“四旁上下”，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角度看，暗含“夷夏之辩”；而从同一文明内部的角度看，则是要处理个人与他者之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其实质层面而言，“天下”的内容是人民，而非空洞的地理概念。船山将“同民好恶”、“以义为利”、“举贤去恶”联系起来做一考察。三者以“同民好恶”为主体，具体展开为“以义为利”与“举贤去恶”两个方面。换言之，只有做到“以义为利”与“举贤去恶”，才能真正落实“同民好恶”。“同民好恶”是“以义为利”与“举贤去恶”的目标与宗旨，而“以义为利”与“举贤去恶”又构成了“同民好恶”的方法与担保。此思想丰富与拓展了朱子以来有关“外王”理论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