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西塞罗是最早明确提出“自然法”概念且有相关作品传世的思想家。在汉语学界的西方思想史教科书中,希腊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占据了讨论欧洲古典时代的政治和法律问题的中心。西塞罗的重要作用恰恰被当成是这些希腊思想的“搬运工”,因此,他的思想也明显被贴上“折衷主义”的标签。但是,这些固有标签并不能真实反映他的思想实质。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原著本身,才能真正进入他的思想脉络中。通常认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来源于廊下派。在廊下派看来,宇宙是由内在于自然的理性或者法则统管的巨大城邦,因此,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主要在于服从被视为普遍法的正确理性的指导。然而,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不能完全归于廊下派传统。早期廊下派把有理性的灵魂和神看作是普遍理性或者普遍法统治下的物质系统的一部分,这使后学都对这种决定论感到不满。尤其,廊下派的自然法观旨在讨论世界的本质或者神的本质,却不关心人类事务和现实政治。于是,西塞罗跟随折衷派的柏拉图主义者安提奥库斯的学说,试图用柏拉图的“立法者”观念改造廊下派的自然法,以便使政治事务的根本原则与更高的秩序联结在一起。恰恰是通过柏拉图哲学的改造,廊下派内在于自然的“正确的理性”被转变为理性中的自然法。在集中体现其自然法思想的作品《论法律》和《论共和国》中,西塞罗对自然法的阐述正表现为经柏拉图改造后的廊下派自然法理论。按照西塞罗的说法,宇宙城邦受自然法或者说正确的理性的约束;法作为自然的最高理性,可以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充分体现;而且,理性是神赐予人的独特能力。如果人的行为遵从自然,正义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就会形成。西塞罗试图把自然法的基础建立在超越于现存秩序的神的心智或者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越性的原则就成为衡量社会秩序和政治实践的普遍原则。在西塞罗对“自然法”一词的使用中,自然法与现实城邦相适应和自然法拥有至上权威的因素都同时出现。通过建立自然法的观念,西塞罗把对真理原则的理解和对现实共同体的关注结合起来,从而使罗马的法律思想真正转变为一门科学。罗马人的务实精神和希腊哲学追求永恒真理的精神,这两者合作创造了罗马法这座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高峰。西塞罗恰恰充当了罗马法的精神养料和制度渊源。正如他在《论共和国》中对“法”的定义:“真正的法乃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如果把自然当做立法标准,“真正的法”便具有普适和恒常的特点。西塞罗法律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首次从法学的维度深入阐述了柏拉图自然正当的特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塞罗是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理论家。作为首位自然法理论家,西塞罗代表了西方法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他所阐述的自然法思想激发了后来各种不同的自然法理论。无论是罗马法学家还是托马斯·阿奎纳的自然法理论,乃至“现代自然法之父”格劳秀斯以及奠定当今欧美建制的《宪法》和《人权法案》,都从西塞罗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近代以降,古典自然正当和自然法的观念开始裂变为个人主体拥有的“自然权利”,这种范式突变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从历史背景还是思想史的内在线索来看,西塞罗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