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想象比知识更重要。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到斯宾诺萨、帕斯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萨特等,各个时代的哲学家试图对想象提出新的见解,又往往引起新的纷争。在近代,想象理论陷入危机,面临着种种指责：想象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所反映的是虚幻的,它没有“说出”某种东西,缺乏本体论意义,“想象”一词含糊多义等等。法国著名哲学家、当代现象学与诠释学大师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回应着想象理论的这种处境,赋予想象以更高的地位。利科学术生涯漫长而曲折,写下了几十本著作与众多的论文,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但自《恶的象征》开始,中间历经《活的隐喻》、三卷本的《时间与叙事》、《从文本到行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思索圣经》等,一直到《记忆、历史与遗忘》,都贯穿着利科对一个问题的探索：想象。利科给想象以语言的角度,把想象更多的与语言而不是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探索着语言中——这些语言通常是在象征、神话、隐喻、叙述等的伪装下——想象的创造作用。想象被看成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的意义创新——即语义创新中不可或缺的机能,这就是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它与从《从文本到行动》开始的社会想象一起,构成了利科想象理论的要义。利科为何特别重视想象?语义想象理论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它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如何能够承担起语义创新的重担?它对想象这个概念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探询,是本论文的写作脉络,也是文章的价值所在：我国对保罗·利科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对他的理论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发掘,想象理论还无人涉足；与之相对,利科研究在欧美国家极其繁荣,许多理论家也看到了想象在利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却缺乏从意义创新角度出发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利科的想象理论是可借鉴的资源,对人类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都有所指导。本课题用辨证、比较、历史、综合分析等方法,系统探讨了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彰现利科想象理论的独特魅力。第一章主要是对利科想象理论的综述,阐明了语义想象的理论内涵及发展渊源。亚里士多德、康德、萨特、胡塞尔等都对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康德的创造性想象概念、海德格尔与巴什拉的存在语言观。接下来的第二、第三、第四章分别对利科语义想象理论形成的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恶的象征》、70年代的《活的隐喻》、80年代的《时间与叙事》——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研究。论文的结论部分将会对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进行总结与拓展,反思其贡献和当代启发以及本论文遗留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工作。《恶的象征》中利科试着运用一种“充分的语言学”方法对象征进行解释,是语义想象理论的开端。“恶”的问题最初起源于宗教,恶的哲学话语如何成为可能?利科运用了一种方法——通过象征和神话的中介。恶处于一种更原始更有说服力的象征语言中,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这种语言。利科从现存的希腊、希伯来、法利赛等的宗教中寻找语言资料,对这些象征的体验从想象和感受上进行“重新再现”：对恶的原始体验的表达要求激起了语言的创造,形成想象的、象征的语言,现在,对已有的象征语言进行重新解释,可以重现“过错”的阶段进程,形成新的意义。神话象征是被赋予叙述形式的象征,同样是运用想象,通过对四类神话——创世神话、堕落神话、悲剧和灵魂放逐的神话的重新诠释,利科探讨了罪的起源、现实性和终结,并演现了从神话到哲学的过渡。这样,在《恶的象征》中,利科发展了解释的想象,从象征的语言出发,促进了意义的发展。在此,想象的创造性在于通过其他方式来对隐藏的意义进行解释,从而对人的存在进行反思,想象因此不再作为真和假的区分。《活的隐喻》是利科语义想象理论的系统而集中的体现。隐喻问题是语言学最难解的问题之一,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修辞学、符号学、语义学的发展,隐喻理论形成为一种隐喻学。在该书中,利科明确的把想象同语言、语义创新联系在一起。诗的语言可以产生意象,“看作”一词使意义和意象成为整体的直观关系。“看作”给意识赋予了秩序,规定着图象的使用,确保了将想象物包含在隐喻的意义中,保证了语词的意义与想象的丰富性之间的结合。语义学与心理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语言与意象之间有着紧密联系。隐喻是两个不同语义场的相遇,创造性想象使我们在这两个语义场的不协调中发现相似性,产生新的语义场,意义创新由此产生。但意义问题不可避免的与指称问题联系在一起,利科隐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隐喻之真”的概念,指出隐喻对现实进行重新描述,因而也有指称现实存在的能力。从对语言创新的探索角度上讲,《时间与叙事》是《活的隐喻》的姊妹篇。利科认为,情节把目的、手段、原因、行动者、情境、变故等异质的成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融合到一个完整行动的时间统一体中,那么情节的编排,可以为时间塑形,实现异质的综合,促成意义的创新。而实现综合的过程,就是创造性想象在发挥作用。在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中,利科检验了这种能力。模仿活动三阶段——预塑形、塑形、再塑形,是利科对叙述问题的独特贡献。在预塑形阶段,叙述者对行动世界的语义结构、象征资源和时间特征预先有所了解,这种了解是进行叙事的前提,是对生活的参照；塑形,就是作者运用想象,把各种细节和零星的事件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以情节综合思想和人物,这个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中介功能；再塑形,是利科的阅读理论,受众以自己的体验去诠释、印证并开拓前阶段所形成的文本世界,文本也带动和改变受众个人的经验和观点,文本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在该阶段发生交叉,产生新的诠释意义。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的是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从象征想象、隐喻想象和叙事想象中,可以看到利科语义想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从方法上说,这是一个由现象学向现象学的诠释学的发展过程。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说到底是在象征、神话、隐喻等话语形式中,对意义的新的可能性的解读。通过对话语——象征、隐喻、叙事——的意义的语义学分析方法和反思的认识,利科的诠释学进入本体论阶段,语言和对自身的反思最终都通向了存在问题。从产生新意义的单位看,在《恶的象征》中,语义的创新是建立在词的基础上：通过对象征的词语,比如亵渎,宽恕、归向等进行创造性解释,产生新的语义。在《活的隐喻》中,创新在于从不相关属性中产生的相关性,在两个不同语义场中产生新的协调性,它是在句子的层面上进行的。《时间与叙事》中,创新的单位是情节,通过情节,目的、原因和机遇在时间单位内被综合在一起。通过对虚构能力的注重,利科调和了模仿和想象：重新再现现实的想象和重新创造现实的想象并非不相容,因为现实的意义一开始就存在于意象中。创造性想象使意义的创新得以实现,为我们展现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然而,语义想象理论——60年代的象征想象、70年代的隐喻想象、80年代的叙事想象——所具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它们与宗教、诗学、伦理学联系在一起,并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叙事想象的最后阶段——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上,解释的循环归向行为的世界,阅读的行为最终成为在情节中重新塑造行为世界的指导。在这个层面上,利科进入了政治学,这是利科的社会想象。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社会想象所处的阶段是叙述的预塑形阶段,因此,社会想象既是语义想象理论的走向,也是语义想象理论的开端。利科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检验着社会想象,他认为应该反对证明或掩饰的意识形态,也反对刻画出另一个世界可能性的、试图全盘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世界的乌托邦。行为和文本之间有着深刻类比：一个行为的社会意义与一个文本内的句子相似,社会就如文本,行为就如句子。诠释学的解释回应着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吁求,起着创造的作用。语义想象与社会想象,是从意义到行为再到意义的过程,这个循环是良性的,是升华的。想象因为与语言相关而摆脱了完全的主观性,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但这是以悬置再现性想象为代价的。利科的意义在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想象的作用,赋予想象可拓展的空间。想象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机制,它回应着人类所面对的各种处境,关怀着人类的命运,这正是利科理论的力量。